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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磊
由南开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和中国元史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久前在天津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等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和内地各省的代表共9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60余篇。与会者围绕忽必烈的统治政策与历史地位、元代政治文化的二元体制、蒙元制度文化对13世纪以降中国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是元代政治文化体制的草创时期，如何对元世祖的统治政策进行评价，既是我们深入探究元代政治文化体制的基础，又有助于正确认识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会者从元代政治文化的二元体制出发，对元世祖忽必烈以及元代政治文化中的许多问题作了重点讨论。在这方面，陈学霖的《忽必烈汗的“皇帝”塑型及评价问题》、洪金富的《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李治安的《元代的官吏贪赃》、李迪的《略论忽必烈的科技政策》等文章在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在多元文化合流的历史背景下，元代社会文化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与其他一些朝代相比，我国史学界对元代社会文化的研究又相对薄弱，故此次会议将元代的社会文化作为主要议题来讨论。如萧启庆的《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高荣盛的《元代“游士”论》、张帆的《〈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陈高华的《元代出版史略论》等文都反映出许多学者已开始把目光转向元代社会文化领域。
民族、经济、政治人物以及碑刻、史籍等的考订历来是蒙元史学者关注的重点，本次会议也不例外。刘迎胜的《有关元代回回人语言问题》、孟繁清的《元代的契本》、韩志远的《邹铉及〈寿亲养老新书〉》、薄音湖的《关于美岱泰和门石刻》、王晓欣的《合失身份再考》、船田善之的《〈灵岩寺执照碑〉碑阳所刻公牍的价值》等文都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