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和平外交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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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门话题】

　　话题缘起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党要领导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必须全面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我国的影响，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必须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执政能力，我们特邀复旦大学唐贤兴博士予以进一步地阐述。

　　全球“世界观”与执政党的战略思维

　　认识我们的世界：全球化时代国家的相互依存

　　尽管描绘当今世界并非一件易事，但其中的两幅画卷正越来越清晰地展开。首先，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这个结构性变化体现在两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上。一是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和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提高。“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髦用语，而“相互依存”则自上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制度主义创始人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首次提出后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流行术语。这两个概念所反映的是国际关系变化发展的事实，也意在表明，人们逐渐普遍认识到世界政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客观趋势，每一个国家必须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作出变革和回应；同时，国家只有在提高相互依存程度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安全与利益。

　　二是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多极化趋势并不是冷战结束后才出现的，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就预见说，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美国、西欧、苏联、中国与日本这五大经济力量的发展将决定世界其他方面的前途。冷战结束之初，当时美国的乔治·布什总统宣布“世界新秩序”已经形成，但美国作为冷战的胜利者和唯一的超级大国，希望建立由它主宰的单极世界。这与两极格局终结后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格局逐渐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是相违背的，因此遭到了许多国家的抵制，俄罗斯、法国、德国、中国等大国都主张，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新秩序必须以多极化为基础。无论是从国际正义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平等合作和协商来说，国际政治的多极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

　　相比较而言，展示在我们面前的第二幅国际关系画面，底色显得灰暗得多。因为现实的和潜在的种种危险因素，挑战着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望，对人类的和平、安全、秩序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尽管在全球化和多极化过程中，国际关系的合作和依存关系格局在竞争与斗争中逐渐形成，但起码有三大因素威胁着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其一是带着冷战思维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其二是快速扩大的数字化鸿沟，加速了足以导致国际分裂的发展鸿沟，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使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变成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依附。这是国际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其三是不断增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经济安全、信息网络安全、资源安全、环境污染、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有组织犯罪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因素，随着全球化而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

　　观察和认识世界的两个视角

　　任何国家都要通过特定的对外关系方式获得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存在。在根本的意义上，一个国家制定和贯彻它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往往源于对其自身和国际关系的认识。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世界观就是它观察世界的视角和方式，它对世界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概括和看法，以及对自身与外部关系的认识。

　　一个国家，无论其实力如何，不论实行的是何种制度和由什么样的政党执政，其对世界的认识，无外乎两种途径或视角。第一种遵循的是从认识自身到认识周边关系再到认识世界的逻辑。在传统时代，几乎所有国家都是按照这种逻辑来认识世界的。它本身没有什么过错，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正确认识其自身的存在，它就不可能对世界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但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如果每个国家仅立足自身来认识世界和处理国家间关系，那么要实现国际关系的和谐便存在很大困难。第二种认识逻辑是从认识世界到认识周边关系再到认识自身而展开的。这一逻辑意味着，如果国家不能正确认识其存在的世界，最终也就没法对自身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这一视角并不否认国家自身利益的存在，但它试图在全球背景下来正确定位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恰当位置，因此，在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包含着对人类利益的关怀。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为了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以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什么叫用宽广的眼界来观察世界？就我个人看来，就是要实现上述两种认识逻辑的整合。我们不妨把这种世界观称之为“全球世界观”。

　　树立全球世界观：提高执政党战略思维水平的途径

　　全球世界观的形成，首先有赖于我们对当今世界特征的认识。我们今天所赖以生存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是每个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开展国际交往过程中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之所以中国共产党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必须树立起全球世界观，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在今天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时代，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已经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的界线已不像传统时代那样明确。任何国内政治的变革与发展都有国际根源，反过来，任何国际政治的变迁也有着国内政治变化的背景。国内外很多研究成果表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发展，都是国内－国际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敏感性、脆弱性和斗争的长期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对国际关系的历史变迁缺乏科学的经验总结，那么，我们党就不可能领导国家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到全球政治力量较量和变化的大背景下来思考，使执政党的能力建设有了更宽阔的世界眼光。但当前我们执政党的干部水平和素质与树立全球世界观的要求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央党校最近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显示，58.1％的人表示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比较弱，缺乏应对复杂局面能力的占35.7％。这两项能力与对国际政治的认识联系十分密切。全球化已经影响到中国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领域，因此，以全球化的眼光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是对每一个领导干部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

　　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

　　对外战略的价值与目标

　　21世纪上半叶的国际格局变化，决定了中国既面对空前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战略压力。能否抓住机遇，回应挑战，战胜压力，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分析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时曾提出“挑战越强，刺激就越大”的观点。这种“刺激－回应”的社会变迁分析模式认为，如果国家面对外部挑战时应战有力，就能战胜压力，抓住机遇，从而推动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如果这个命题成立，起码也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就内部而言，必须实现社会和谐；就外部而言，国家必须制定正确的、灵活有效的对外战略。

　　就今天的国际社会变迁而言，中国要制定高明的对外战略，就必须首先树立全球世界观，正确认识压力或挑战的来源和性质，并设法适应所处的国际环境。同时，必须对本国的国家利益和主要战略目标给予明确的定位。

　　从建国55年来外交的发展以及当前的最新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种定位已经越来越明确。对外战略的价值和目标，首先是生存与安全，即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其次是发展，即服务于国内现代化建设目标，争取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稳定的外部环境；再次是国际责任，即努力成为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有影响力的、负责任的大国，增进人类利益。

　　对外战略的行为特点与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关系，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经过55年的执政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成功地驾驭了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当然，坚定地贯彻执行对外政策的路线方针，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这方面对于党的执政考验来说，莫过于在全球世界观的指导下，如何把上述三个主要的价值目标整合起来，或者说在这三者之间实现有机的平衡。考虑到中国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大国之间在复杂的国际格局变化中的矛盾和博弈，这三个价值在实践中有可能出现某种冲突或紧张关系。因此，要实现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就必须对中国的外交行为特点及其变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中国外交行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外交活动的“范围”还很有限。当今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由两个支柱支撑着，即：(1)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大国外交。这是由中美关系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因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也是中国最大的交往对象。(2)以睦邻友好为目的的周边外交。这是由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所决定的，因为亚太地区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利益和战略依托所在。这两个支柱规定了中国外交活动的空间和内容。二是外交“进行的方式”倾向于双边形式。大国和强国往往倾向于以多边会谈的形式来解决国际事务，常常利用联合国等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国则更多地倾向于采取双边形式。从这两个特点来分析，中国目前还够不上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大国”。这制约着中国利用外交活动来实现其国家利益的目标。当然，这两个行为特点也正在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向双边合作与多边机制并重的多边外交发展，向地区性和全球性多边组织和机制的参与及规则的制定发展。

　　预防性外交与争取国际主动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本上说是一种预防性外交。不能仅仅把预防性外交理解为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也不能把预防性外交理解为“韬光养晦”，因为前者包含着积极主动、有所作为的含义。考虑到最近一些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作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预防性外交”这个概念很能说明中国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方针政策、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的信念和信心。这个概念反映的是，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积极主动地宣传自己的国际主张和国际立场。

　　冷战结束后，对旧的国际体系的调整和改造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从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的创新和变迁逻辑来说，国际秩序调整过程存在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对联合国、IFM、WTO、世界银行等现有机制加以改造和利用，而不是“另起炉灶”；二是西方国家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上占主导地位；三是更具全球性，不参与就会被抛弃，成为国际弃儿。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利益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点，并带动中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范围向全世界扩散，中国与世界各种力量的合作与竞争面都同时扩大。在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全球共治的趋势下，中国如果不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不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不能确保自己的国际利益，就不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个大国对国际事务应有的责任。

　　中国为争取国际主动的预防性外交实践，在三个主要主张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这也是中国今后必须继续坚定的国际战略方针。第一，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自上世纪末开始一直倡导在国际事务中贯彻民主原则，国际上的所有重大事情，都必须由所有国家平等参与协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1999年的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呼吁：“全球时代需要全球参与。”没有这种民主的全球参与，任何国际关系问题不可能得到妥善解决。第二，加速推进国际政治多极化。推进多极化是为了促进和平，具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内容，而不是为多极化而多极化。第三，倡导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那种不是建立在互信、互利基础上的传统安全观，依然是一种冷战思维，不利于营造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这三个主张在目前的国际秩序转型中存在一定的运作上的局限，但仍然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一面旗帜。

　　积累和利用国际交往的资源

　　拓展国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

　　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来看，很多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经济处于国际化水平上升期的初始阶段，从整体来说，资源配置国际化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从国际政治参与的水平来说，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全球重大事务的决策中却很少具有发言权，其参与程度远不能与八国集团的成员相比拟。

　　这种状况与中国的大国身份很不相符，虽然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程度比较客观的反映，但反过来却成为我国进一步参与全球化、提高国家能力和党的执政能力的现实制约因素。诚然，这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有关，因为中国从受外部封锁、实行计划经济到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中国缺乏全面、深入参与国际生活的心理准备、技术准备、物质和政治准备，已经积累起来的参与国际生活的经验还很有限；尤其是，转型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顺利完成，长期的封闭状态和计划经济实践形成的思维和行为惯性不太容易被扭转过来，而转型过程带来或堆积成的众多复杂的新老问题不能指望一下子理顺和解决。

　　于是，解决问题的逻辑便是，我们党要提高驾驭国际形势的能力，就必须领导和推动国家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化，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生活，尽快积累更丰富的国际交往经验。在这里，我们借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学习”(learning)理论和国家的国际社会化(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state)概念做一点说明。中国参与全球化与国际交往，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国际社会化过程。就像人必须过人类社会的生活才能实现个人的社会化一样，国家也只有参与到国际社会中去、过正常的国际生活，才能实现国家的国际社会化。这一过程，一方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即通过广泛参与国际交往，在国际社会中学习和熟悉国际制度、规范和运作，以便使国内的制度变革和对外开放尽快与国际接轨，使我们党尽快熟悉和适应变化中的执政环境。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融入”的过程，即增长国际交往知识，尽快融入国际体系，使中国能有机会直接参与国际制度的制定、修改和调整，从而实现国家利益。

　　获取“超大规模社会”发展的外部资源

　　四中全会战略性地提出要全面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我国的影响，以便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对于中国的发展受到什么样的国际或外部环境因素影响的认识，以及对有利的外部影响因素的利用和不利的外部影响因素的消除，只有通过不断拓进国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才能实现。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提高国际交往的本领，不仅仅是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受到国际复杂形势的考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国际社会的挑战与压力所做出被动回应，而是本质上为人民执好政、为人民谋福祉的内在需求。中国“超大规模社会”的发展需要将外部影响内部化为于我有利的资源。

　　外部影响内部化为发展资源，可以简单地从两个层次上得到说明。首先是国际政治斗争层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是一样的，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和平发展决定于一国的内在因素，包括制度变革的能力、执政党和政府的智慧以及其国际主观能动性。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国家实力、国家间关系的性质等原因，特定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又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一点在中国的和平发展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伴随着国内改革和参与全球化，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由此对国际格局的多极化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必然会涉及到国际关系层面上权力、财富、资源、机会和影响力等重新分配的问题。一些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和平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一直利用各种场合、各种途径，以人权、民主、自由、贸易、民族和宗教、甚至香港和台湾问题为武器，对中国实行“分化”、“分裂”和“西化”的政治图谋，并利用周边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戒心而鼓噪“中国威胁论”。中国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国际政治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任务。中国必须广泛开展国际交往活动，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高扬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等普遍价值，向国际社会宣传这些方面我们所取得的实际进步和发展。只有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切实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才能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国际政治斗争。

　　其次是国际合作层次。要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必须加大参与国际交往的力度，提高国际交往的程度，就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区域问题和全球性问题展开对话合作，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包括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周边国际环境、外交能力(比如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对热点问题的介入能力、重要国家之间的首脑访问与会晤数量等)、国际交流等三个方面。没有国际参与和国际交往，就不可能实现国际合作。目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虽然在不断提高，中国推动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联合国发起国际反腐败倡议并推动宣言的通过、以及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圆满召开，都是典型的例证，但总体上说，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程度、深度和广度，进行国际合作的质量，还不能满足超大规模社会发展的需要。

　　巩固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和国家应不断提高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中，强调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这是非常现实的态度。因为在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世界格局中，国家安全问题始终是各国政治家们首先关注的基本政治问题。围绕安全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产生矛盾、摩擦和争斗是世界格局中最常见的运动，此其一。国家如果不能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就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主权独立和国家制度的稳定是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内容，国家对内要防止内部的动乱，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国家的安定；对外要防止外部力量的干涉和控制，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它们遇到了比发达国家更大的风险，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此其二。

　　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存在着交叉或重叠的关系——主权受到侵犯是最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而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主权就会受到损害。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说，实际上两者都是国家利益的构成要素，是核心国家利益之所在。

　　中国共产党执政55年来，在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利益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社会转型和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变数，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这些威胁变数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个方面。在传统安全方面：台湾海峡两岸尚未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还有一定规模的被占领土和海洋权益，中国尚未实现最终的领土完整；民族分裂势力还威胁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对中国的主权独立构成一定的威胁和干涉。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由中国超大规模社会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带来的许多新的威胁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挑战，包括：人口与资源的巨大压力；生态安全威胁；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威胁；资源短缺的威胁；产业竞争的威胁；外部其他经济压力与风险。显然，我们需要从全球视角、从国内－国际的互动关系中对这两类安全威胁因素作系统的认识和应对。

　　国防建设与社会和谐并重

　　国际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获得有效军事能力的国家，往往由于失去了安全和主权而受到威胁。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总体上趋向缓和，全球军费开支和军队规模在逐渐下降。但是，世界大战威胁的减少、国际缓和与合作趋势的加强，并没有带来世界的太平，相反，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比冷战时期更为频繁。同时，在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下，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学会了按照国家规范很好地处理国家利益与别国合理利益之间的关系，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阴魂不散。在这样的背景下，要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就必须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队伍，确保国防安全。中国的国防建设和防御性的国防战略，必须服务于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

　　诚然，一个国家的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的保障，受到其综合国力的制约。综合国力是主权国家在经济、军事、科教和国民精神、资源、社会稳定、国际竞争等方面实力和影响力的总和。21世纪的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像社会凝聚力、意识系统感召力、政府的稳定和领导能力、国民素质与国民精神等“社会和谐”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是综合国力中更为基础性和持久性的构成因素。很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表明，外部压力越大，一个政府的动员程度就越高，而一个政府的动员程度越高，则它深入社会和在整个国家中汲取财富的能力就越强。这个命题的成立是需要前提条件的，政府应该并能够从内部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汲取多少资源用于其对外目标，取决于政府多大的把内部与外部压力转化为其目标支持因素的能力，也就是说，取决于社会的和谐程度。当前我们的干部队伍素质还亟待提高、腐败问题还比较严重、民主与法治建设还有待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要从社会中汲取足够的资源来提升有效的军事能力和国家实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障国家利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需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通盘考虑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

　　(作者唐贤兴博士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科学与国际事务、国际法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