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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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乐民

　　“启蒙”二字很容易懂，童蒙时期需要“启蒙”才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各方面成长成熟起来。而18世纪以法国为主的“启蒙运动”则涉及到一个欧洲文明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反观欧洲的文明史，18世纪的社会大放光明了，社会气氛活跃起来了，人的思想活泼起来了，精神开朗欢快起来了。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需要好好地、认真地了解一下欧洲的这个时期开启言论自由的社会意义和它何以对尔后有那么久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变化和进步是人所共见的；谁也没有否认这成绩。然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仍然需要“教化”、成为现代化的享有自由的文明人。有的人反驳说：“我们”难道不是“文明人”吗？我不愿对这“反驳”加以“反驳”；我确实无法否认，举目四望，我们这个民族还是多么现实地落在时代的后面。鲁迅所指出的“国民坏根性”，我们改了多少？越是反顾中西两种文明史，越是深切地体会我们的历史缺少了若干个“关键时期”。历史是不能责怪的，但它可以使人明白，使人不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或许我们还需两三个世纪的“启蒙时期”来实现全民族的自我改造，特别是改造我们的人的基本素质。

　　因此，虽然已写了二、三种关于文明史的书，这个文明史的工作，我还需要不停顿地做下去。因为确实地，有许多空白点，我要在有生之年把它们补写上去。其中之一，我最想做的，就是把“启蒙运动”时期琢磨得透些；把这个时期的“全过程”、它的社会背景、它的精神、它在欧洲的影响，弄弄清楚。我常想，我个人连沧海一粟都够不上，大浪淘沙，我什么也不是，何苦费这个劲呢？然而，人来到这个世上，又念了些书，懂得了些知识和道理，起码应该有良知，有一种对人世和社会的天然责任感。即使是一粒沙子，也该是一粒有“灵性”的沙子。

　　说起“启蒙”二字，现在有些“泛化”了：这也“启蒙”，那也“启蒙”；凡是把“糊涂”变“明白”的，都叫“启蒙”。我想做的是把源出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弄个明白，把它的来龙去脉弄个明白。这是我作欧洲文明史时做的不够充分的问题之一。我设想，做这件事的“切入口”还是伏尔泰；他一生的生活实践、作为、他的异常活跃的精神世界，以及他的社会影响，最为活龙活现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伏尔泰从英国取得的经验和启迪（《哲学通信》），他的历史哲学，他对于宗教问题的开明和宽容的见解，他为社会公正和自由所进行的口诛笔伐……在当时的欧洲是少有的。

　　而作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总结者”则是康德，把伏尔泰和康德联结起来，就是欧洲启蒙的“全部”。这可能是一种奇怪的“结合”，但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在我接触的伏尔泰的著作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伟大人物”的见解：他在《哲学通信》中的一封信里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不久以前，在一个著名的集会上，有人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烦琐的问题：凯撒、亚历山大、铁木尔、克伦威尔，这些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有人回答说，最伟大的人一定是牛顿。伏尔泰说这个人说的有道理，他认同这个人的观点，在这些人当中，牛顿是最伟大的人物。接下来他解释说：因为“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的杰出的人，才真正是伟大的人物。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这段话不仅表明伏尔泰对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伟大”的人物的看法，更有意义的是他把认识和追求真理放在了最崇高的位置上，而把通常人们所“敬畏”的掌握别人命运的“权威”视同粪土。理性从神学中摆脱出来、回归给人了。伏尔泰一生都体现了这种为理性的解放而奋斗的精神。他爱憎分明，作为理性的化身，批判一切社会不公、卑鄙贪婪、宗教迫害，提出“EcraseyL’Infme！（踩死败类）”的口号。

　　这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期，这一批包括“百科全书派”在内的法国文化人，开启了一个与17世纪沉闷而又偶见晨光的空气全然不同的洋溢着光辉的新的精神世界。这个“亮点”越放越大，照耀到了整个欧洲。

　　康德看上去和伏尔泰完全不同。他们应该是属于同时代的，伏尔泰，还有卢梭，都死于1778年，康德死于1804年；他们相差三十年左右。

　　今年（2004年）2月12日，是康德忌辰二百周年，报刊上有一些文章纪念他。重新翻译康德的经典“三大批判”，这都是应该做的。但是有一点似乎做得不太够，就是突出康德对启蒙精神所做的贡献。伏尔泰、卢梭都没有见到“法国大革命”，康德在自己的家乡“见”到了，不仅“见”到在进行中的革命，而且“见”到了革命付出的“代价”。康德的睿智使他相当及时地作出了迄今为止我认为是最站得住的评价。对这场革命可以作出各种评价，但很难绕过康德以下这些话：“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的这场革命，是我们今天就目睹它在我们自己面前进行的，它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它可能充满着悲惨和恐怖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一个善于思想的人如果还希望能再一次有幸从事推进它的时候，就决不会再下决心要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实验了……”①

　　这段话写于1797年，“白色恐怖”已经发生过了，曾经在革命中起过领导作用的人：罗伯斯庇尔、丹东、鞠斯特等等都已先后被自己的“战友”砍了头；罗兰夫人在被激进分子送上断头台之前发出了“自由、自由，多少罪行假汝之名以行！”的抗议；曾参与起草“人权宣言”的鞠斯特却没有保住自己的头颅！

　　康德对法国大革命争取共和的奋斗是同情的，有的人甚至夸张地称他为“雅各宾派”。然而读了这些话以后，定会发现康德的清醒的判断充满了何等深沉的理性批判。而早在1784年，康德就写了《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这篇不算太长的文章，它的分量顶得上一份对“启蒙运动”的总结，把经验中的“启蒙运动”提升为理性批判：“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

　　“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等等等等。整篇文章其实是很难摘引的。康德的伦理从来是一环扣着一环，无论从哪里“切”开，都会显得武断。伏尔泰们提供了行动经验，是思想精神的伟大觉醒；到康德，则是为这一场运动安装上了坚实的理论内核，再精炼不过地凿实了它的理性精神。

　　“启蒙运动”是发生在18世纪的欧洲的历史影响力的“社会现象”。如果只有产业上的革命，而没有这场文化思想的觉醒，欧洲有可能是一个“物质动物”，欧洲的历史会改写；当然这个“假设”只是“假设”而已，因为构成欧洲历史文化的种种因素必定会促成这个启蒙时代。

　　①《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康德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51—152页。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