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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少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已在8月2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法律责任”一章中列于首位的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如果我们有心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以往并不是所有类似法律都是这样的。比如，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法律责任”一章中，列于首位的是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销毁导致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002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法律责任”一章，将规划编制机关列于承担法律责任的首位：“规划编制机关违反本法规定，组织环境影响评价时弄虚作假或者有失职行为，造成环境影响评价严重失实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第二十九条)。而将规划审批机关(政府)列于次位：“规划审批机关对依法应当编写有关环境影响的篇章或者说明而未编写的规划草案，依法应当附送环境影响报告书而未附送的专项规划草案，违法予以批准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第三十条)。
不同的法律因保护和防范的目标不同，法律责任的主体也自然会有所不同，显然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应把政府列于违法主体的首位。但是，对法律责任主体及其序列的比较，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当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此次修订之前的1989年文本，立法随时代而进步的意义就会特别明显。在当时的第六章“法律责任”中，列于首位的竟是“供水单位”(第三十五条)这一条是这么表述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有造成传染病流行危险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报请同级政府采取强制措施：(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略)”。后面具体罗列的违法主体还有“从事实验、保藏、携带、运输传染病菌种、毒种的人员”(第三十八条)、“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和政府有关主管人员玩忽职守，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第三十九条)。在修订前的法律中，并非没有“政府有关主管人员”的法律责任，但是你看看它“藏”在哪儿呢？———最后一条。显然，原来的法律文本在阐述法律责任时不仅罗列不全，而且序列不当。
此次修订，“法律责任”一章罗列了二十余个明确具体的违法主体，“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居于首位。其次才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以及“采供血机构”等等，一直到“在国家确认的自然疫源地兴建水利、交通、旅游、能源等大型建设项目，未经卫生调查进行施工”的单位。这样的修订，不仅是立法技术的全面和细致，而且体现了政府承担“第一位法律责任”的立法倾向和依法约束政府的立法原则。
当然，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承担的法律责任，只能是“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这看起来“轻”了点，因为政府本身既不可能被判刑入狱，也不可能被取消。然而，这
一次修订的这一条，我觉得还是有问题，那就是没有规定中央政府的法律责任。这当然在技术上确有难度，因为中央政府之上就没有“上级人民政府”了，因此也就没有“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的主体了。但这一立法技术上的难度，仍然不是中央政府及其“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免责的理由。也就是说，这恐怕还不是技术难度的问题，而是立法思维、立法勇气的难度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在此次法律的修订之中，这个原则的体现，将来可能会体现得更彻底一些。
来源：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