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刻注册新浪免费邮箱，激活1G空间
据10月12日《东方早报》报道，南京江宁禄口镇铜山彭福村村口处近日突然树起了一座耗资20万的大型牌坊。村民们称，这是老书记沈庆喜临退休前，为自已树起的一块功劳碑。
另据10月1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椿木营乡民政助理周国知在后坝乡工作时，带领村民在乡里一个多次摔死人且只有一座独木桥的深谷上重修了一座石桥，乡亲们取名幸福桥，并在桥头立了块公德碑。周国知不顾村民的“抗议”坚持把自己的名字从公德碑上凿掉。
两条都是和立碑有关的新闻，放在一起比较值得人们思考。
相同之处是两个立碑的对象都是很优秀的基层干部。沈庆喜从20岁在村子里当干部开始，50多年来带领村民把过去的一片荒地的彭福村建成了现在村民平均年收入大部分在6000元以上的江苏省农村“实验村”和南京市的“示范村”，沈庆喜本人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而周国知20多年来扎根偏远基层，克服在高寒山区艰苦环境中的重重困难，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身患胃病、肝炎直至肝癌晚期还在操心群众的事，被誉为“一心为民的基层干部”。
不同之处是，一个是主动要求立碑，另一个却是坚决的推辞立碑。在立碑问题上的一“求”一“让”，实则反映出了两人内心深处干部价值观的不同。
在沈庆喜看来，“我为村里、为老百姓做了这么多的事，村里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全是我苦出来的”，“我要退休了，为自己竖块牌坊又有何妨？”沈庆喜的想法很简单，自己为村里人做那么多的贡献，按照“树碑立传”这一中国传统的歌功颂德形式，理应为自己立块碑。可是沈庆喜摆错了自己的位置，他把自己当成了过去的“父母官”，把当干部本就应该做的事情当成了对村民的“恩情”，于是认为村里人应该以“立碑”的形式加以歌颂和纪念。
而在周国知看来，为老百姓服务是干部的分内之事，不管为群众做了多少好事，不管做出了多大牺牲都是应该的。群众可以夸他是个好干部，那是对他工作的认可，但是绝对不能接受群众的感谢，更不能“立碑”，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从碑上凿掉。
到底应不应该立碑，我们还可以从老百姓对两人的评价上寻找答案。尽管村民认为沈庆喜“为彭福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但如果村里将这20万的资金拿来为百姓办几件实事，可能远比老书记建一个牌坊意义要大得多”，老百姓心中“老书记的形象会更高大”。而在周国知为民操劳多年因病去世的一年后，数百名乡亲还要从几十里、上百里外的村村寨寨冒着风雨到他的坟前纪念，这是对周国知的最好评价。
有的人立了碑，却反而降低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有的人没有立碑，人们却永远记住了他。原因何在？这里借用一句周国知说过的话：“共产党人的功德碑，应该建在人民群众的心坎上。”(稿源：红网)(作者：杜冰)(编辑：徐志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