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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年末，由“小人物”熊德明的一句“我丈夫的2240元工钱被拖欠”的实话与温家宝总理的一句“这事我一定要给县长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的答复，而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清欠”风暴。
据报载，在总理答应为熊德明讨回工钱的当天晚上11点左右，熊德明和她的丈夫就拿到了被拖欠的2240元务工工资。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人惊讶！其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出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国务院6部门也联合召开了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的电视电话会议，由此拉开了全国全面解决拖欠民工工资的序幕。
“清欠风暴”缘于民工工资的违法拖欠。据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显示，迄今为止，民工被拖欠工资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在北京，一民工去讨要自己的血汗钱时被拖欠单位的打手砍成重伤；而在郑州，一个国营建材厂，100多位民工3年拿不到工资，他们只好过着去菜场拾菜叶果腹的日子，当民工向厂办索取工资时，亦遭保卫科人员的毒打。民工工资长期被无故拖欠，难道无法可依吗？其实，有关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法规不可谓不多，早在10年前即1994年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即已颁布并在次年施行，其中第50条明确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第91条也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如果有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或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而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劳动行政部门可以责令其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劳动法颁布后，1994年12月劳动部制定了《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分别对工资支付项目、工资支付的形式、时间、违法责任和行政处理措施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不仅规范了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同时也为劳动者实现劳动报酬权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按照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任何用人单位都不得克扣和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并且要在工资支付时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否则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劳动者的合法的工资权益必须得到保障，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必须得到法律的追究，这是劳动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也是国家劳动执法者必尽与应尽的法律职责。
既然法律是存在的，规定是明确的，有关劳动执法部门的职责亦是清楚的，可为什么这种肆意践踏法律的用人单位一直得不到法律责任的追究呢？为什么单等到岁末总理的一句话，才掀起一场举国“清欠风暴”呢？
总理与农妇的对答也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两千年前孔子与定公的一次对话。定公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回答说：“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可以兴邦乎？”孔子是从人治的角度而阐明“一言”的重要性，因为在孔子看来，人君为难，只为出言即成善恶，做臣子的如果言而知为君之难，则必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无一事之敢疏忽，岂不可以兴邦了吗？所以，在人治时代，“一言而可以兴邦”是有这回事的。孟子云：“徒法不能以自行”，即便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时代，做人民之公仆者们，倘知“为百姓难，为公仆不易”之言之常理，心系天下百姓之疾苦，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古训，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利益无小事”之精神，做“三个代表”之表率，则为民做事必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无一事之敢疏忽了吗？岂非亦可以“一言”而兴邦？
然而，若邦之兴只在人，是靠不住的，邓小平针对“文革”之经验教训就说过：“人是靠不住的。”只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使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证具有稳定性、制度性、可靠性和长期性。
所以，“徒善不足以为政”，以言兴邦的前提和关键是依法兴邦，因为以言兴邦虽有，却不常有，更不会长有。因而，言治总不能代替法治，人之治莫如法之治。就清欠而言，以人清欠，莫如依法律与制度清欠，只有依靠法律和制度清欠，方使千万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因为原因很简单，用熊德明这位2003年中国经济人物的话说，就是“总理不可能总帮我追债啊”！假若总理没有去熊德明家，假若熊德明在总理临别之际没有“诉怨”，那情形又会怎样呢？谁知道呢？
或许什么时候不必由总理去帮一个“小人物”讨要工钱的时候，或许什么时候不必一言而兴邦的时候，中国才会真正迈进依法治邦与兴邦的法治时代！
(稿件来源：《法制日报》，作者：范进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