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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日前出台《市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砍掉国库资金多重账户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10月8日《中国青年报》对此做了报道。报道称，该方案解决了现行缴拨方式“事后监督”的不足，实现了“过程监督”。
“国库管理制度改革”也许是个经验，这没什么可说的，但是由本经验派生出的所谓“过程监督”，却并不值得特别称道，甚至这还是对监督的一种误解。变“事后监督”为“过程监督”，看起来似乎是监督得更严密了，但实际上，这种“盯人战术”并不符合管理科学的要求和监督的特性。“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提法，我们已传承了千百年，这一提法包含着深邃的哲学要义，是我国典章制度的一个科学准则和至高境界。
一项好的监督制度应该有“疏而不漏”的特性。监督不力，是当今社会一大痼疾，这无庸置疑。可是，其症结并非在于“事后监督”还是“过程监督”，而在于“无效监督”，也就是不监督或者不认真监督造成的。只要监督认真到位，做到有错必究、一丝不苟，我想“事后监督”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最有力度、最有成效的。
“过程监督”其实有违监督规律，是把执行者与监督者放在了同一个时空，实际上造成了两者视角的重合、创新力的削弱，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过程监督”是手段监督，意在使执行者“不能”犯错，特点是“捆绑”和“押送”，但是以束缚执行者手脚为代价，可以说有事倍功半之弊。“事后监督”是效果监督，意在使执行者“不敢”犯错，既使其自律又不会弱化其主动性，应该有事半功倍之效。只有适当拉开一定距离，才会产生有意义的审视和监督。
现代社会是程序社会。执行就是执行，监督就是监督；执行就是连续的，监督就是分段的。两者既不能重合也不能平行，而是要相交，不断地产生“交点”。时下，社会上似乎热衷于“全程监控”，似乎寸步不离了，就没问题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监督真正的功效不在过程的监控，而是在对结果的处理上。
“过程监督”事实上也无法操作，监督者事无巨细、全程“纠正”，就会使执行者“靠边站”，会变成一个傀儡或旁观者；而监督者自身也会被“异化”为实际上的执行者。这岂不糟糕。
因此，把注意力用在如何解决形形色色的“无效监督”上，才是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