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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报道《无良婚介所施“拖刀计”骗钱》见报后（详见本报10月10日03版），引起“红娘界”一片叫好声，他（她）们纷纷打电话或亲自到本报再曝“无良婚介”内幕，谴责那些“黑心婚介”，不但让这个喜兴的行业蒙尘，也使不少老牌正规的婚介所跟着蒙受了不白之冤。昨天，位于上海路4号的南京市婚介服务中心负责人曲老师向本报记者道出了“黑中介”给他们正规中介带来的一肚子苦水。
曲老师介绍说，自去年6月份民政部门对婚介所脱管以来，南京出现了大小200多家婚姻介绍所，这些婚介所大部分是以个体工商户的形式登记注册，“一部电话、一个办公桌、一个办公室就可以去工商部门注册一个婚介所了”，因此，这种婚介所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而拥有10年以上经营资格的老牌婚介所，则是延续在民政局相关规定下运作的。
曲老师说，自己从事婚介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处境艰难。越来越多的婚介所，打出了种种夸大其词的广告，坑害市民，致使整个婚介行业的诚信度下降，很多征婚者甚至害怕去婚介所，进而导致婚介业务越来越少。由于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这一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曲老师拿出一叠登有婚介广告
的报纸，向记者指着其中的广告用语对记者说，去年2月底的一份资料表明，南京市经民政部门审批的婚姻介绍所仅35家，其中营业执照上“性质”一栏内填写“国有企业”的很少。然而，仅一年多的时间，该市的婚介机构就一下子多出200多家，他们绝大多数是个体经营或挂靠集体经营。曲老师说一个成立了近10年的老婚介所，每年前来登记征婚及应征的人至少也有两三千人。但由于征婚、应征者的主观原因，能真正走到一起的，近两年每年能有个100对就很不错了。
除了被一些虚假广告蒙骗外，很多征婚者还有在黑心婚介所被涮的经历。白下区婚介所宗老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不久前，一位65岁的老大爷（由于涉及隐私，老大爷的名字不方便透露）在一家婚介所征婚，并把自己还未离婚的情况告诉了工作人员，但工作人员却说：“没关系，可以先登记，证件随后补齐。”在这位工作人员的一再坚持下，老大爷交了150元的报名费，剩下的200元下次交清。第二天，老大爷接到该婚介所打来的电话，说有位女士很符合老者的条件，并安排他下午4点与这位女士见面。这位老大爷按时去了该婚介所，工作人员让他补交了剩下的200元余款，但一直等到5点也未见到婚介所安排的那位女士。婚介所随后把那位女士的电话留给老大爷，让他自己联系，然而，老大爷始终未联系上婚介所所提供的那位女士，因为对方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气愤的老大爷便要求该婚介所退款，而得到的答复却是“不可能”。宗老师说，像老大爷这种情况，不符合有关单身条件的规定，没有离婚证根本不可能登记填表的。因此，类似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出现在他们老牌婚介所的。位于上海路4号的南京市婚介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曲老师表示，婚介所出现这种坑人的事，简直是给正规婚介机构的身上抹黑。
曲老师和宗老师分别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操作程序，首先要求征婚人签订盖有婚介所公章的婚姻介绍服务合同和承诺书，并在征婚人员登记表上填写相关资料，包括证件的原件和证件号等，都要详细核实。这两位婚介所的老师说，一般情况下，当事人自愿登记且已经进入服务程序的，婚介所是不向征婚者退款的。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登记征婚者调离其他城市，或是尚未进入婚介所的服务程序，当事人有其他特殊情况变故的，可以与婚介所协商退款。
曲老师和宗老师深感群龙无首。面对南京婚介所无序竞争灰箱操作等现象，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引起重视，出台相关的规定、制度，规范南京的婚介市场。她们还希望有人牵头成立婚介行业协会，并制订相关章程，来约束一些违规的经营者，保护其他经营者及征婚者、应征者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殷文静
《江南时报》 (2004年10月15日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