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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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干部运动会”应该叫停

　　近日，某自治区主办了全区“领导干部运动会”。《竞赛规程》严格规定：“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在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非领导职务和企业单位的县（处）级干部不允许参赛。比赛分为厅级组、处级组进行。有关官员对此津津乐道，声称“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举行过领导干部运动会”。（《南方周末》10月14日）

　　但我以为，“领导干部运动会”不过是官本位思想的一种翻版，应该叫停。

　　领导干部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这一职业的基本要求，就是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各地举办的工人运动会、农民运动会等都能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也从未有任何人有微辞，这是因为工人、农民等并不直接支配公共财政。相反，他们是政府的服务对象。政府动用财政资金支持这些类型的运动会，也是公共服务的一种基本方式。

　　“领导干部运动会”以行政级别来确定参赛资格和选择队员，本身与体育竞赛公平竞争的内在要求相悖。这种无原则的照顾除了昭示出对特权的崇尚之外，很难找到其他理由来解释。这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运动会。就其实质而言，更像是一场权力的盛会。（四川朱述古）

　　“李真秘笈”和“青蛙效应”

　　世间一个人、一件事的变化，总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李真本是要立志做一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最终却成了腐败的反面教材，他的转变也正是一个青蛙被不知觉的升温麻痹烫死的过程。在“地狱门前”他恐惧了，但迟了。李真的腐化之路已经完结，可是又有多少官员还在蹈李真的覆辙呢？日前，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问世，北京、河北等一些省市高中级干部争相传阅该“秘笈”，并高度评价“这是一本难得的警示教育的好教材”。（新华社）

　　这无疑是一剂良药，只是我们的一些“当官就是为了发财”的干部们愿意服吗？

　　李真“掉头”的结局固然是对腐败者的警告，然而朱元璋曾以剥人皮充稻草极刑治腐败的警诫不是更可怕吗？为何也不见特效呢？这说明，只要有容许腐败生存的漏洞和环境，就永远难以遏制一些官吏的贪欲和侥幸。

　　对于整治腐败，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肯定地表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今天，我们面对腐败，中央下了必胜的决心，实施了一系列的严厉措施。然而，这些措施最终还是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才能成功。我们吸取李真的教训，不能只局限在个体自觉自律之上，努力创造更完善的他律环境，铲除滋生“李真”的“土壤”，恐怕才是根本！（何卫东）

　　“宝马”车主都是“无名氏”？

　　一辆“特号”宝马轿车强闯收费站，并发生口角。过一会，赶来了三四个手持棍棒的壮汉，将收费员打伤。这是今年国庆期间发生在贵州的事儿。

　　最近，关于“宝马”车的新闻特别多，“宝马”车主们为何如此嚣张？财大气粗、有恃无恐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问题仅仅在于车主？

　　就最近发生的这几起“宝马”事件来说，广大读者都在密切地关注着肇事者的身份：如此霸道，何方神圣？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车主或肇事者的大名都被小心翼翼地“讳”去了。难道这些“宝马”车主们都是“无名氏”吗？

　　回想起来，事情往往如此：每当发生这种强弱严重不对称的冲突，有关方面都会有意无意地把他们“保护”起来，除非事情闹得太大（比如哈尔滨“宝马撞人案”），实在掩盖不了。中国古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之说，现在“为强者讳，为富者讳”也开始大行其道了。

　　从权利的角度讲，公众对公共事件当事人的情况有知情的权利；从公平的意义上说，弱势群体更需要保护，而强者更应该置于“阳光”之下。然而，事实往往相反。坐着象征着财富的“宝马”，本来就气壮如牛，再加上那么多额外的保护层，他们岂能不更加肆无忌惮？！———这大概也是“宝马”车主们越来越横的根本原因之一吧。（河南盛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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