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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齐观
雅典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里一共有三个取得了名次的李婷：一个是和孙甜甜合作夺得网球女双冠军的，一个是和劳丽诗合作夺取女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的，另一个是获得皮划艇女子单人皮艇500米第9名的。早几年，运动员队伍里还有几个出了名的王涛，那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好说，另两个都踢足球，只有以年龄来称呼大王涛、小王涛。
李婷、王涛，都是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名字，重了很不足为奇。这里所说的重名，指的是名姓皆同。如战国时人们争名“勾践”那种则不在此列。勾践，就是卧薪尝胆同时也屈尊尝(吴王夫差)粪的那位，许是他终于雪耻之故吧，《孟子》里又出现了宋勾践、《战国策》里出现了鲁勾践等等。这一种重名有点像《焦点访谈》今年55周年国庆制作的特别节目，征集生于10月1日，并且名叫“国庆”的人们的故事，属于名重而姓不重。《浪迹三谈》披露的信息说，鲁勾践剑术极高明，倘若当年荆柯能够虚心学学，“于入秦之举，未必无功”，也就是说，把秦王真就给杀了是很有可能的。
明朝的唐寅字伯虎，鼎鼎大名，与文徵明、祝允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亦说“江南四大才子”。《池北偶谈》云，宋朝时已先有两个叫唐伯虎的，一个以治《易》、《春秋》名世，另一个乃全州进士。当然，这两个唐伯虎与后来的毫无因果关联，前人爬梳出来纯粹为了寻趣。可巧的是，前一个唐伯虎字长孺，而今天又有一位历史学家也叫唐长孺。唐先生乃武汉大学教授，著作等身，我的书架上就有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以及他点校的《魏书》(中华书局版)等。如果说，这几个唐伯虎重名还有点隔了一层——宋朝的是“名”伯虎，明朝的是“字”伯虎，那么，分属宋朝和明朝的两个刘瑾则是名姓不差了，虽然严格地说，后面的刘瑾原来姓谈，因为靠一个刘姓宦官的引见得以入宫乃用刘姓。明朝的刘瑾谁都知道是个臭名昭著的宦官，当权不过五年，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终被凌迟处死，实属罪有应得。宋朝的刘瑾也是史书留名的人物。《宋史·刘瑾传》称，此刘瑾是个进士，“素有操尚，所莅以能称，然御下苛严，少纵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怨”。他爸爸死后，张环起草悼词，他不满意，“泣涕不能食，阖门衰轾，邀宰相自言”，非要给老父争个待遇，至于令张环因此降职。从这一事实看，此刘瑾的“多致訾怨”不仅仅来自部属。
在古代，帝王的年号实际上也是一种用来纪元的“名字”。今天提到唐宗宋祖，讲的是庙号，对明清帝王的称呼，往往称的就是年号，洪武、永乐，雍正、康熙，等等。年号相重，当然是最忌讳的一件事。明朝朱厚照登基之后，改元“正德”。但正德这个年号此前至少已有3个，按年代顺序来说，第一个属于唐朝的李珍。在所谓大唐盛世，与正牌皇帝并存的其实还有好多杂牌皇帝：唐初有高开道的“始兴”、王世充的“开明”、刘黑闼的“天造”等；“安史之乱”时又有安禄山的“圣武”、史思明的“顺天”；唐末则有黄巢的“王霸”等。李珍的“正德”诞生于“安史之乱”时期，史书不载，不知罗振玉怎么考证出来的。第二个属于大理段氏政权的段思廉，金庸《天龙八部》里对段氏政权有过丰富的想象，只是这位段思廉似乎没露过面。但是显然，被浙江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的金庸先生，不是不知道此人，而是他写的章节不是段思廉的时代。第三个属于西夏国的崇宗李乾顺。按道理，定年号这样的大事是要严格把关的，偏偏一干大学士们硬是疏忽了，所以马文升有一年出科试题目，就出了“宰相须用读书人”，认为那几位根本没文化，可能是讥讽得过了头，没多久马文升就被弹劾去位，当然是另找别的茬子。
重名是不可避免的。“人从宋后罕名桧”，不要说姓秦的不再以桧为名，他姓也避之惟恐不及了。但这样的特例毕竟少有。陆以草《冷庐杂识》里还列了3个姓名既同字亦同的：王承字安期，一个是晋人，一个是梁人。张先字子野，一个是宋仁宗天圣二年进士，当过亳州鹿邑知县；一个是天圣八年进士，当过都官郎中，并且欧阳修同时认识他们两个。陈凤字羽伯，一个是明嘉靖时的进士，另一个则是布衣。陆以草认为，“古今同姓名者不可胜数”，他本人知道3个，“典籍所载，恐尚不止此数”。的确如此。
重名问题在今天引起了高度重视，国家语委甚至在研制《汉语人名规范》。我以为，大量的重名表面上看是人们仅仅盯住常用的字眼所导致，实际上多少显示了现时的一种文化状态，这是任何所谓规范都无能为力的。
燕郊 文 赵晓苏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