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尽快扭转上海外资增幅趋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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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荣林

　　尽快扭转上海外资增幅趋缓的状态，必须与完善经济开放的制度安排有机地结合起来。首先，上海的外向型经济要适时地从政策推动走向制度决定

　　为实现从随机招商走向模式招商，在投资环境优化的配套上应抓好两件事：一是积极构筑跨国采购中心平台；二是积极导入研究与开发中心，强化先进制造业的研究开发能力

　　为从国际生产中获得利润，保持国内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应当鼓励国内资金流向国外，处于优势地位的上海更是责无旁贷

　　同一要素在不同区位具有不同价位，是地区比较优势的集中体现。国际资本的跨国（地区）流动是生产流程重新组合的必然结果，其逻辑指向是各国（地区）比较优势所构筑的套利空间。

　　但是，要素价格也会随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而改变。换言之，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它与经济发展的时间维度相关。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以后，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要素成本和要素地位的改变，前者表现为供求关系的改变导致要素价位的提升，诸如土地要素和人才要素，后者则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导致无形要素的相对地位正在上升，诸如技术要素和管理要素等。

　　这种转变正在悄然地改变着国际资本在同一地区的配置领域。在空间维度上，外资的产业布局结构和空间布局结构正在调整；由于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反映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外资总量增幅趋缓，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以上海为例，2002年全年的合同外资增幅为43.44％，2003年全年的合同外资增幅为23.50％，今年1至7月合同外资增幅仅为1.9％。至于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的合同外资，其增幅更是明显趋缓。这里除“非典”因素影响之外，比较优势的改变导致传统投资领域的商务成本变化也是重要因素。另外，从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分析，2002年和2003年的制造业比重基本维持在64.8％，没有任何扩张，而服务业合同利用外资的比重有较大的提高，也是一个信号。

　　从此意义上判断，要缩短这种调整周期，尽快扭转上海外资增幅趋缓的状态，必须与完善经济开放的制度安排有机地结合起来。

　　首先，上海的外向型经济要适时地从政策推动走向制度决定。政策推动的核心是以强化自身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停留在降低稀缺资源的供给价格之上，其结果必然是背离了自身资源结构性的特征，其政策的持久性堪忧。制度决定的核心是以效率和服务为前提，随着上海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中功能地位的逐步提升，中长期投资者日见其多，作为决策者必然考虑收益与成本关系中的时间价值，这种价值往往以货币形式出现，所以也是一种货币价值。价值的保证有赖于要素的配置效率，即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职能的效率。上海在巩固大通关成果的基础上，应抓紧落实三件事：第一是分步实施“一站式”网上政府服务大平台，建成政府、服务、交易、物流和支付五部分共同组成的上海电子外贸门户；第二是在“十一五”期间将现代国际物流建设列入工作重点，完善四大国际物流园区，并采取中外合资方式重点培育一批先行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第三是在大通关基础上积极推动电子帐册联网，使企业的ERP系统与海关、外管、税务等管理系统对接，实现网上申报、网上报关和网上核销。

　　其次，上海的外向型经济要从随机招商走向模式招商。传统的随机招商，其行为主体是政府，外资进入的领域缺乏产业发展规划的引导和进入领域的优化，往往呈现出以规模管理取代质量管理的特征，在外资的资金效应、产业效应、管理效应、技术效应和市场效应的多重效应中凸显了资金效应的偏好，而忽视了综合效应的利用。当上海城市发展模式发生转变之后，存量中心的经济地位正在向流量中心的经济地位转化。这种转化，导致传统制造业正向先进制造业升级，生活性服务业正向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模式的转换必然使外资企业投资领域、投资重点和投资路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指向是：行政手段招商走向市场手段招商，适应性招商走向战略性招商，利润空间招商走向价值空间招商。为实现从随机招商走向模式招商，在投资环境优化的配套上还应抓好两件事：第一是积极构筑跨国采购中心平台。要尽快改变由中间商和外贸专业公司为中介的供求调节的传统模式，转而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由跨国公司采购中心调节制造商与采购商供求关系的服务模式；第二是积极导入R&D（研究与开发）中心，强化先进制造业的研究开发能力。

　　最后，上海外向型经济要注意从资本流入走向资本流出，从贸易走向投资。经济开放与开放经济似乎仅是文字排序上的差异，其实际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是一种由政策推动，缺乏系统的、长远的、整体性思考的经济行为，后者则是由制度安排决定的，具有全局、长远、系统思考的经济行为。建立以贸易平衡为基础的国际收支政策必须认清三点情况：第一是经常性项目顺差与逆差的喜忧评估，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经济效率，决不能以偏离汇率的换汇成本来鼓励创汇；第二是出口增长必须以提升竞争力为基础，由于缺乏技术、服务、市场、策略、政策、机制等配置支持，我国出口增长必然缺乏产品竞争力和制度竞争力；第三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是外向型经济的根本目标，要适时变贸易为投资。全球化运作过程中，要素流动速度是其重要的特征，发达国家手持流动性大的要素获取大规模的利益分配机会，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反。我国自1995年银行首次出现存差以来，资金剩余已经凸显，为从国际生产中获得利润，保持国内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应当鼓励国内资金流向国外，处于优势地位的上海更是责无旁贷。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