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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又有一位读者向报社送了一面锦旗：感谢劳动报全体职工……接过锦旗，记者立即想起了前一段时期，同这位送旗人一起走过的艰辛的维权之路。
送旗人景某来自四川农村，丧偶，一个女儿尚在读书，家庭经济也是十分地窘迫。为此，他和老乡一起来到上海一建筑工地打工。在去年4月的一天工作中，不幸发生了工伤。但没想到的是，他遭受了肉体上的痛苦不算，还经受了一连串的折磨：工伤没人管，治疗又没钱，手里没证据，女儿读书等着要缴学费，他自己连吃住都成了问题。
走访、求助、争辩、由于种种原因一时都难以奏效。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又不知道程序和方法。一度他怀疑自己的神经是不是也出了毛病，因为头经常疼，什么活都不能干，遇到老乡就不停地唠叨，一写投诉材料就是一厚叠，不着边际不得要领，以致接待部门都懒得看。
他对记者说他想到了死。但记者说你死了你女儿怎么办？这时他又顿悟到了自己的责任，说为了女儿不能死。于是记者说，就凭你的责任心，说明你的脑子没毛病。
为了替他讨回公道，我们的确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比如：安慰、劝导、指点他，当然也包括经济上的援助，在他身无分文时，我们解囊资助；再比如；我们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并督促用人单位……不知打了多少电话，不知跑了多少路程，不知费了多少口舌。
维权，要尽最大努力。于是，证据不足挖证据、管辖不对重新来，司法鉴定无效就重新做，当最后一切程序都走完之后，是非自然有了定论：他属于工伤，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相关费用和给予补偿。但败诉了的单位还是要拖，不执行！但这时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因为法律不是儿戏，不是单位可以感情用事的。
当执行到位后，尽管只拿到两三万元，他还是立马想到了要给报社送一面锦旗。记者劝他省下这笔钱，但他不肯。他说，我是贷了款来打这一场官司的，是抱着必胜的信念来打的，现在钱多钱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关键是你们帮我一起讨回了公道。我们赢了，难道不应该有所纪念？这是我送给你们报社全体职工的。
记者马永卿（来源：劳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