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推动中国转向大国思维_新闻中心

石油推动中国转向大国思维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7日22:14 华夏时报

立刻注册新浪免费邮箱，激活1G空间　　看点石油推动中国转向大国思维石油推动中国转向大国思维http://www.chinatimes.cc华夏时报·华夏网2004-10-18 　　在中关村的一栋大楼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宋随军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或许是由于学者特有的矜持，谈话的氛围里涌动着强烈的学术气息，他和记者谈到了——— 　　“不要和我谈多少桶石油的问题，这就像多少瓶可口可乐一样。我不熟悉这些事。”一直到1973年的石油禁运风潮前的几个月，亨利·基辛格还这样对助手说。　　“在我眼里，石油就好比是恶魔的排泄物，它给人类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浪费，腐败，还有经年难消的债务。”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行业一片繁荣的时候牞欧佩克创始人之一、委内瑞拉人胡安·帕布罗·佩雷斯·阿方索如是说。　　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前，英国《卫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说，战争的真正发动者是亨利·福特，他发明的汽车使西方对石油成瘾。　　2004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加蓬国民议会回顾两国长达40年的友谊时发言：“国际形势正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 　　为了适应这个变化，为了满足未来继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中国发现自己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游戏之中。　　《华夏时报》：我们的石油历史是怎样一种状况？　　宋随军：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提到石油，很多人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一个英雄———铁人王进喜的片断。当时的王进喜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英雄人物，他已经被赋予“中国石油精神”的内涵。但事实上，到1993年我们的石油就形成了一个分水岭。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享受着充足的石油自给自足，并有部分剩余石油向其他国家主要是向日本出口，使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独立于国际石油市场之外。由于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一直占有极高的市场比重，这个比重应该是70％左右，所以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不大。同时，由于当时和日本等国的贸易主要是长期合同形式，所以国际市场的变动对我们的出口创汇影响也不大。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石油出口对国际石油市场没有产生过一点影响。　　1980年前后，欧佩克（ＯＰＥＣ）为了稳定油价曾寻求与中国合作。　　直到1993年，我们变成了石油净进口国，这成为1965年以来的首次石油赤字。　　这种由出口国向进口国地位的转变造就了中国的变化，这使得她像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极易受到全球石油市场上那些突如其来事件的影响成为可能。地位的变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构成的影响也开始慢慢展现。这在早期周恩来的外交访问议题中是没有的。　　《华夏时报》：那么我们现在是怎样一种局面？　　宋随军：这正是我要说的下一个问题。　　1993年我们净进口石油，当时达到了893万吨；到了2000年进口量猛增到7000万吨，年均增长了872万吨。但如果不是国家宏观调控，我们的石油进口数量还要大。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石油消费从1990年的210万桶／天增加到1997年的350万桶／天，目前是460万桶／天。现在，我国在石油产品消费方面占世界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预计这种进口在今后15年内将增加1倍，特别是在那些经济发展充满活力，但能源匮乏的东部和南部沿海省份，国内的石油生产还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如果中国的石油生产水平仍然发展缓慢，就像近几年的生产情况这样，中国的石油进口在今后10年还将增长，达到200万桶／天到400万桶／天。如果在交通运输方面石油的使用量比目前的占用量总数的60％－90％还要增加，就像在其他工业化国家通常会出现的那样，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到2010年还要高，甚至可能达到630万桶／天到810万桶／天。　　《华夏时报》：我们当时的进口途径有哪些？　　宋随军：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把你所说的进口途径理解为一个外交问题。最早我们只有5个国家的渠道。到1997年，我们的进口渠道增加到35个国家和地区，再往后是越来越多。这些数据都是可查的。我们追求进口多元化，因为这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但这种保障安全的进口多元化随之也引发了许多不安全因素。　　之前我们在外交方面只担心边境安全问题。但现在所关心的问题已经从欧亚大陆扩展到中东、北非和西非等。我们的外交活动随着对石油的需求，到达了地图上的南美洲。石油问题还影响着我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态度，作为一个纯石油进口国，这使我们的利益同那些非常依赖石油进口的西方国家的利益更拉近了。为什么1990年，美国为了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动员并结成一个国际联盟时，我们投了弃权票？为什么这次美国的“倒萨运动”日本非常积极？道理是很明显的。面对未来的危机，我们同样也可能会采取另一种积极立场。　　《华夏时报》：会是怎样一种积极立场？　　宋随军：从目前看，我们的得益和倾向对西方国家构成挑战。虽然我们的石油工业正在从苏丹获得利益，并且已经在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开始有所进展。当然还包括同沙特阿拉伯建立的更牢固的关系。但就在拓展这些双边关系，并且石油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在抵御来自这些能源生产国，包括那些谋求得到敏感军事技术的国家的压力方面将变得越来越脆弱。　　同时，我们的政治压力将会增加。如果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要使石油生产国达到满意的立场，那么我们就会在各种问题上对西方国家构成新的挑战。不过，我们正在谋求转变，用国际上的话说就是：一个大国的转变。　　《华夏时报》：应该怎样理解“一个大国的转变”？　　宋随军：我觉得应该从地缘政治和商业等多个方面来理解。我们已经认识到国内的石油资源有限，以及完全依赖煤炭将会使经济和环境要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制定了多样化的能源战略，来保证今后能源方面的安全。首先是大力发展国内的天然气资源，目标是使天然气的利用率增加到8％－10％。现在的“西气东输”计划已经能够使塔里木盆地天然气资源输送到上海。　　减少石油供应不安全因素的另一个战略就是使中国的石油工业走向国际化。从1996年起，我国政府就公布了一项计划：通过国际勘探和采购活动获得能源需求量的1／3左右。　　再一个就是在中东地区，如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石油勘探和石油开采进行投资。但西方国家在中东的有利地位将对我们的石油供应构成威胁。　　一系列的问题促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他的选择，其中一个就是把重点放在毗邻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这种选择将减轻美国控制的海上通道，以及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上所遭受到的压力。　　《华夏时报》：那么这些转变又怎能……？　　宋随军：在世界所有的行业中，没有比石油业更能凸显权力、金钱与大国关系的游戏。冷战后时代的资源战争绝不是随机发生的或互不相关的事件。它们是一个更大的、相互联系的地缘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尽管新的战略地理学的显著特点似乎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战略特点，但这将是新的冲突地理学和政治学。石油把我们拉入一个更加相互依存，也更加动荡的世界。　　其实所有的变化，在国家领导人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外交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对中国的评价中，我们也能看到；在我们从国外取得的石油中，也能看到。原作者：本报记者邢译天来源：华夏时报共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