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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需要规范接受新闻采访的流程，但规范的目的不是为了封锁消息，不是推诿责任，这是否需要更具约束力的制度来加以保证？而媒体如何进一步规范自己的采访行为，如何与被采访对象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都是新闻实践中需要探索的新课题
上周，笔者与同事到某市政府部门采访，事先与该部门的相关处室联系过并获首肯。抵埠之后，他们先把我们带到该部门办公室，说采访由办公室负责。办公室负责人说，要得到市政府新闻办通知才能安排采访。经过一番协调，我们干等了一个小时后，得到办公室负责人的答复是：要采访的处室负责人到北京出差了……
类似的采访经历，以前也曾听同行谈起，感觉很是不解。政府部门逐步规范新闻采访接待工作，有些已形成一套流程。按说这是好事，可避免同一信息从不同渠道流出而失实。但结果让不少新闻同行感到不快，因为采访由此变得复杂甚至艰难。
有人说，人家按规程办事，有什么好指摘的。话是不错，可能否真正按规程办事却另当别论。比如，有一次，笔者也是采访一个政府部门，对方要我传一份正式采访函过去，结果却“泥牛入海”。一个多月中打了多次电话追问，最后对方说采访函找不到了。既然有制度，相信应该对接待采访的态度、联系的时限等都有规定，不会允许拖了一个月也没有说法，也不会允许明知受访对象不在还让记者绕大圈子。
前不久，江苏某市专门出台规定，不允许新闻发言人说“无可奉告”。不管是批评报道还是表扬报道，都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哪些是应该让公众知道的，哪些是必须曝光的，这需要媒体从宣传纪律的角度，从新闻价值等方面进行判断，而不是受访对象自己定的。
还有人说，人家根本就不要你宣传，不管好事还是坏事。但是，要不要宣传报道，这也不是受访者自己说了算的，大言之，是媒体根据一个时期的宣传任务决定的；小言之，是媒体根据新闻本身的价值以及媒体本身的定位等诸多方面决定的，总之，那种“以我为主”的思路欠妥。
当然，对于采访难的问题，除了抱怨之外，也需要作一些理性分析。比如，有些部门为什么对记者产生“防范”心理？这大概不是天然的，其中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固然，对于批评报道，拒绝记者是出于某种本能，很难要求他们敞开大门欢迎来做批评报道。但对于常规报道，为什么有些部门同样缺乏热情，甚至退避三舍呢？这固然与他们自己的想法有关，但媒体本身也有需要总结的地方。有关部门之所以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说不如不说，一个原因是对媒体缺乏信心，万一报道时把事情说歪了，谁也不愿承担这样的责任。
政府部门需要规范接受新闻采访的流程，但规范的目的不是为了封锁消息，不是推诿责任，这是否需要更具约束力的制度来加以保证？而媒体如何进一步规范自己的采访行为，如何与被采访对象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都是新闻实践中需要探索的新课题。
《华东新闻》 (2004年10月18日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