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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郭松民
一款“虽然有着贵金属材质外壳、华丽的屏幕，但作为手机的功能却是稀松平常”的手机，开出21万元的天价，居然也半年不到就卖出了10多部———如果说这是有些人在暴富带来的晕眩感驱使下，不理智地做出的炫耀性消费行为，我们不妨抱着“同情”的心态来看待的话，一些“经济学专家”极力把它做合理化的辩解，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了。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黄国雄教授就说：只要是按照自己的支配能力购买商品，既可以启动市场，拉动消费，又有利于增加国家税收，就是一种正常的消费行为，无可厚非，不应过多反对。（据10月1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
真是这样吗？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即便是合法所得，即便是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任意挥霍、穷奢极欲的自由。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先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今年5月，广西合浦县一名发廊妹因为与人打赌，竟然脱光衣服在当地人流最多的街道上“裸奔”半个多小时，结果引起了众人的围观和唾骂，甚至召来了警察。按照黄教授的逻辑，她如何“消费”（拒绝“消费”衣服也是一种消费），完全是她的自由，“无可厚非”，法律对“裸奔”也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问题出在哪里呢？经济学上有一个“外部性”理论，认为消费者在自己的消费活动中会对社会产生一种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使得消费行为不再仅仅是私人的，而且是社会的。所以任何一个人在花自己的钱时，都要考虑到社会影响。
社会习俗和传统道德也叫“不成文法”。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在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5000余元的学费就可以逼死一个大学生家长的情况下，用21万元买一部并不实用的手机，其“外部性”肯定对社会造成了伤害，理应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
黄教授可能会辩解说，21万元买手机没有错，错的是传统。但身为“经济学专家”，黄教授应该知道，传统的改变是需要从“边际”开始一点点地“演进”的，而这需要时间。如果不检讨自己的行为而简单地指责传统，那岂不是以道德判断代替经济学分析了吗？在逻辑上不是与“破四旧”无异了吗？
我觉得社会上之所以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仇富”心理，除了部分富人“不仁以富”而后又“为富不仁”之外，富人们喜欢用“炫耀性消费”来不断冲撞社会习俗和传统道德等“不成文法”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惟一可行的是富人群体的理性和成熟，赶紧从暴富带来的晕眩感中走出来。如果富人始终不能成熟，那就只能一切随缘了。
《江南时报》 (2004年10月18日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