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波，永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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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源

　　记得是1958年，为了建设民族文化宫，我的外婆董洁如，将自己居住的家宅无偿献给国家，一个人搬到我们家，直到“文革”初期。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姨舅来看望外婆。四舅王士光，可以说来得最勤，当然，给我的印象就更深些。让我深感奇怪的是，他每次来，只与外婆聊天，有时陪着散散步，从不找妈妈。后来我问外婆，她说：四舅不让告诉你爸爸妈妈，怕打扰他们，“你可不能去告密啊？”

　　对士光舅舅，我印象很深。他高大英俊，正直而随和，稳重又和蔼，外柔内刚，有坚定的原则和意志。记不清从什么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著名的特等功臣，还知道他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英雄的原型之一。抗日战争初期，他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带上自己组装的电台到天津，建立了河北省委同延安的热线。姚依林同志还安排了“一二九”运动中天津女师学生领袖王新，与我舅舅假扮夫妻互相掩护。一年多后，他们各奔东西，杳无音信，苦等八年，硬是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意外相逢，从此白头偕老，甘苦终身。这段佳话的前半部分，也改编进电影里。

　　我还知道，在妈妈一家中，士光舅舅是革命的领头人。他的弟妹们受其影响投向共产党。妈妈上初中时，就帮舅舅缠线圈，组装电台；光超舅舅开诊所，常通过地下党给八路军、解放军送医药绷带。我听外婆还说过，建国后，舅舅是国家一个电信电子部门的副部长。不论对他的经历，还是对他人格魅力的倾慕，我从记事起，就特别崇拜他。

　　到了小学四年级以后，我迷上了收音机。对我组装的初级矿石机，或三管、五管机，舅舅都翻来覆去地看，扭扭这个器件，扣扣那条焊线，指点着，夸奖着，对哪点不满意，并不直接批评，只是微笑着建议：这个电子管插座换个位置就更方便了……一次，他干脆插上烙铁，跟我一起焊了近两小时。外婆被晾在一边，满意地看着爷俩认真掰持那些玩意儿。

　　“文革”后，妈妈叙述老事时讲道：1948年，妈妈随爸爸到西柏坡，意外地听说士光舅舅就住在附近，立即赶去探望。舅舅自1938年离家，与妈妈十年没有见了，兄妹相逢，其情其景可想而知，问长问短总嫌不多，叙多叙少老觉不够。中间，妈妈说已经结婚了。“哈！太好了，介绍介绍是谁？”舅舅关切地问。妈妈说出爸爸的名字。一向总是亲切文雅的舅舅立时严肃起来：“别胡说八道！”“真的！”“你懂什么！那是党的领袖！”妈妈没再说了。直到她跟我叙述时，仍觉得很有趣，“多半你舅舅认为那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根本不信、不听”。接着，妈妈笑道：“后来那么多年，我们都没再提那次的对话，你舅舅似乎总是躲着你爸和我。”

　　我总觉得舅舅的性格很像外婆。他既是老革命，又是大知识分子，两种气质在他身上完美地结合起来。也正由于舅舅的这种双重身份，到“文革”时，“走资派”、“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他自然也是躲不过。说实在，在他的同事下属中，并没什么人对他真有多大意见，更多的倒是同情。还是因为与我父母的亲戚关系，让他倒了大霉，批判斗争，审查检讨，没完没了。最后干脆入狱，一关就是近八年。在牢里，究竟没多少可交代的，舅舅索性写起书来，清一色无线电和雷达方面的专业书，监狱里的小纸片上，写满密密麻麻的70万小字，钉了39本。这也够具传奇色彩的！

　　舅舅放出来后，我是既怕再连累他，又实在耐不住想念，就在一天夜里悄悄溜去。又黑又瘦的他，以从来没有过的严肃神情，教训我一定要与父母划清界线，并询问了外婆去世的情况。起身作别时，他匆匆塞在我手里一卷钱。我心里好笑，说了一句：“您也得划清界线呀！”由于从小在膝下臂弯里钻惯了，长辈们对我总是不大严肃得起来。他笑起来，是苦笑。我呢？则是甜笑。

　　妈妈出狱后，舅舅姨姨常来探望和聚会，士光舅舅照例来得最勤。我多次逗他：“‘文革’前，妈妈说您总是躲着她，结果没躲过去，反而躲进监狱了。现在，您不躲了，总是沾着妈妈，却没有光可沾了。”他轻松地大笑起来，充满欢快。一次，他对我说：“光美现在越来越像你外婆了！”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你帮我好好照顾她！”

　　“文革”结束后，舅舅每隔一段时间都来看妈妈。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南。记得当副县长时，我代表刘庄找舅舅，想买一台微机，并请教他这劳什子干什么用。他详细介绍了计算机的功用，并直接把我推荐给当时还是处长的俞正声同志。很快，电子部就计划调拨了一台紫金二型微机给刘庄。不久，许多报纸都刊登出农民买微机的大新闻，标题是《农民感谢你们！》

　　我当县长时，与舅舅在我家巧遇。他说：你们新乡要建一座无氧铜厂，你得多关心关心！我回来向刘仲轩市长汇报此事，他大喜，立即把有关人员找来。听了介绍，我才知道什么是无氧铜，还觉得奇怪：舅舅不是无线电专家吗？怎么搞起冶炼了！自此，我每到北京，必跑部里，向舅舅汇报。新乡市有几家电子电器厂，对上新项目、建新生产线、开发新产品，他比我更热心，带我“跑步前进”。无氧铜厂开工时，我调郑州市任副市长了。今年我回去看，这个厂已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特大企业。恐怕中国所有的电器，都少不了无氧铜产品。

　　在郑州，我接到舅舅的电话，说河南有个4057厂，要从山沟里搬出，最好能进省会。他希望我支持。这等好事，何乐而不为？很快，我就成了这个厂的搬迁领导小组组长。不到两年，就在市边建起一座新厂。

　　我刚到省里任副省长，又是舅舅，叮嘱我注意安阳玻壳厂。在当时，这是特大项目，边建设、边生产，极为困难。巧了，正值此时，李长春省长命省政府向国务院报告，特别报批我兼任该厂的董事长。既然有舅舅的慈命、关照，遇事我就找他。又是他带我向国家计委宋平主任和张学东部长汇报。更有甚之，有一段时间，他还亲自约我到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厂，并写信介绍、致电联络，推荐我跑到南京、西安、深圳推销产品，催收货款……他全力帮助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当今，安阳玻壳已成为全球同类企业中最大的生产、研制集团。

　　士光舅舅的心血，浇灌出一朵又一朵奇葩，已是遍山烂漫。

　　不论我在什么岗位工作，凡公事场合，舅舅都以官职称谓。开始，我觉得又好笑又好气，几次婉转提醒他，我是他的外甥。他拍拍我的肩膀，一笑了之，无动于衷。当众时，任凭我撇嘴挤眼，他只作不见，仍尊敬有加，好像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但我却始终习惯不了。他一称什么“长”，我就如坐针毡，只是无奈。

　　江泽民同志当电子部长时，舅舅已年过七十，又特殊地被留任为部里的总工程师。我调武警部队后，他全退了，还总是关心地询问建设、生产和群众的生活。他不嫌啰嗦地反复叫我讲，仔细地听，很少发表意见。我挺后悔，当年舅舅愿意听，我就该再絮叨、再多讲些，怎料现在，对着他的照片，想要说，却“只与离人照断肠”了。

　　我每次见到江泽民同志，他都问起舅舅，接见握手时或仅一句问候，谈话聊天时就问得详细。江泽民对舅舅的评价很高，话语中充满感情，十分真挚，我深为感动。江泽民两次说起曾经到舅舅家，调解老两口间的家庭矛盾。据言劝说的效果极佳。我将江泽民每一次的问候和评价都如实转告舅舅，只是省略了老两口闹别扭的一段。尽管这段话最具人情，也最动人。可我想，作为外甥，还是给舅舅留住些尊严的好。如今，他已驾鹤仙逝，无所谓面子，只剩下情谊。我知道，笃于谊，厚于情的舅舅，在天之灵若能听到我的叙述，也会动容的。

　　舅舅的清廉，几乎到不近情理的程度。每次见我，都不厌其烦的提醒，要我在这一点上继承父亲的品质和作风。直到我进了部队，他才不说了。显然，曾是老军人的他，对军队还是放心些。说起可能难以置信，他为我们办了那么多公事，帮了那么大的忙，竟没吃过我们的一顿饭。想来，他给我们的太多，我们却无以回报。至今，我每思及，仍感歉疚。舅舅到了晚年，健康状况每年愈下，舅妈又病着，我去看他，有时也带些钱。开始他执意不收，我说：“比起您，我的薪金高得多！军人的积蓄，您还要划清界线？”他不吭，钱也就搁下了。

　　去年春，我到医院探望，舅舅已不能言，只以手书数字对答。我有说有笑，逗他高兴，一出病房便哽咽泪出。他去世时，我正在新藏线阿里、普兰一带，无法赶回。多少次，梦里惊回首，“有恨无人省”，或许今生今世，我都会抱憾不已。

　　我总觉得，士光舅舅的经历实在丰富。从日本法西斯铁蹄下发出的红色电波中，我们能见到他；在解放区广播的战报背后，我们知道有他；手机磁波和陆海空军的雷达中，仍可找到他；每家每户的电视机和家电里，同样没离开他。他悄然无声地辞别这无限多彩的人间，默默地，静静地，坦荡无憾，飘然作古。他一定知道，他的精神和生命，已经融合在不灭的事业中，与永不消逝的电波共存！

　　《人民日报》 (2004年10月18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