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家：八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8日07:14 人民网

　　人民网记者：钟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J-赫克曼

　　引言：2003年11月29日，在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的帮助下，记者在武汉大学见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J-赫克曼，并有机会与之面对面对话。我于2004年初写过一篇4000多字的关于詹姆斯-J-赫克曼的访谈文章，那篇文章是应《商界名家》杂志之约撰写的，该文发表后受到了编辑和读者的好评。记得赫克曼在武汉大学谈了太多的问题，几乎无法在一篇文章里把它全部写出来。从时效上考虑，在赫克曼来访的第二天，记者就在人民网上发表了关于他的消息。据人民网的编辑告诉我，关于赫克曼的新闻很受网友欢迎。时间过去快一年了，在整理录音资料时，重新认真听了一遍赫克曼的谈话录音，令记者吃惊的是，他的观点没有一点过时的感觉，有些地方甚至令人震撼。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分享这位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大师的思想，记者把当时的访谈全部整理出来。

　　詹姆斯-J-赫克曼简介：1944年生于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曾就读于科罗拉多学院，197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从1995年起，赫克曼就获任芝加哥大学亨利-舒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赫克曼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内容涉及诸如社会项目评估、非连续选择和纵向数据的计量经济学模式、劳工市场经济学以及收入分配的模式选择等等。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J-赫克曼和丹尼尔-L-麦克法登，以奖励他们发展广泛应用在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对个人和住户的行为进行统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包含了赫克曼对分析选择性样本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以及麦克法登对分析离散抉择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詹姆斯-J-赫克曼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对统计数据的选择偏差进行纠正的简单可行的理论和方法。所谓选择偏差是指在样本选取时因数据的局限或取样者的个人行为而引起的偏差。例如，考虑受教育程度与个人收入之间的统计关系问题时，一般来说，数据来源总是有偏差的。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数据容易得到，而教育程度低的就不容易得到，因为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固定，甚至常常失业。这样仅仅以搜集到的数据来做统计分析，受教育程度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就会被低估。赫克曼为此提出了著名的赫克曼修正法。这种方法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先构造一个基于经济理论的工作概率模型，并由此对每个个人预测其工作的概率。第二步再把这些预测概率加到原来的模型中去，作为新的解释变量，由此就得到更确切的受教育程度与个人收入之间的统计模型。赫克曼用这样的方法处理了许多类似的问题：例如，失业者再就业的时间间隔问题，职业培训的估价问题等。

　　本文核心提示：

　　直言中国人力资本投入过少

　　中国不同地区的教育投资存在着严重不均衡

　　人与人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出生地

　　中国投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可能高达40％

　　中国应开放人力资本市场并进一步减少人才流动限制

　　中国教育若另辟蹊径可能带动其经济快速增长

　　考评官员政绩应考察其在人力资本和教育上的投资

　　中美知识产权问题

　　在采访赫克曼的前一天，记者在互联网上搜索与他有关的资料时，看到了他的一张肖像照片，这张照片给人的印象是：大名鼎鼎的赫克曼像一位老者，像一位历史性人物，仿佛离我们这个时代十分久远，而有关资料告诉我，他出生于并不遥远的1944年。

　　这位在56岁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天才人物，在应用经济学和理论计量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他的关于选择性偏差和社会规划评估的方法，及对异质消费者偏好和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方法，在应用经济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赫克曼之所以获得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正是因为他对分析选择性样本的原理和方法所做的杰出贡献。长期以来，赫克曼把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运用于社会实践，我们从他的许多著述中可见一斑，比如关于涉及美国公民权利和反歧视行动计划的影响，税收对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公共及私人职业培训对收入和雇用的影响，工会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市场的影响和资质认证项目的影响。他的著述和论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用数据说话，且不让你感到枯燥。

　　2003年11月29日下午3时，记者有机会聆听这位世界经济学大师的讲座，并与之面对面对话。当赫克曼走近武汉大学EMBA讲坛时，记者的第一个反应是：面前的这位人物与我在互联网上认识的赫克曼，形象差距甚大。他看起来比照片上的赫克曼年轻得多，而且找不到照片所显示的那种沧桑感和威严，面前的赫克曼十分亲切和蔼。

　　赫克曼教授在武汉大学的EMBA讲坛上为学员们作了一个半小时的精彩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关于“中国人力资源问题的研究”。该研究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在人力资源（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投入太少。赫克曼教授用他获得的很多强有力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赫克曼直言中国人力资本投入过少

　　赫克曼说，中国在人力资本教育方面的投资只占了GDP比例的2.5％，而在实物资本（房屋建设、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又太高，占GDP的30％。美国在这方面的比例分别是5.4％和17％。赫克曼认为自己十分小心谨慎地研究了这些数据，虽然是历史的数据，但它仍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他也发现，中国近年来在这方面进行着深刻的变革，所以，他也认真地研究了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拨款。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从2.5％上升到了3.1％，势头不错。但总体来说，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占GDP的比例仍然是很低的。

　　赫克曼认为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过低的重要影响是投资回报率太低。90年代，教育投资回报率只有4％，现在可能在10％左右，这就低于实物投资回报率的15％。

　　正如赫克曼所说，在中国研究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件困难的事，是需要特别小心的。中国的劳务市场非常特别，既不是完全管制，也不是完全开放。如果用传统的计算机方程式去做中国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分析，可能会扭曲真实的数据，其结果可想而知。但智慧的赫克曼用了一种最简单可行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即教育投资的生产率。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视角，这意味着他并不是研究行业的工资，而是研究投资产出的生产率。

　　按照世界上对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比例标准，中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是非常低的，这是赫克曼的主要论点。他还有两个分论点：那就是，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很低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平台上，各个地区和不同层次的投资分配也是不公平、缺乏效率的。另一个则是，投资于中国的人力资本的实际回报率将非常高。

　　中国不同地区的教育投资存在着严重不均衡

　　不论是从经济学、社会学还是新闻的角度上看，我本人都觉得赫克曼对中国各地教育和不同层次的投资不均衡的研究更有趣，对于当今中国可能更有实际意义。

　　赫克曼认为，中国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地区和层次等方面不均衡造成了很多伤害。包括延缓实物投资回报率的提高，阻碍人们对于实物投资的积极性，因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加快社会经济增长，还可以解决收入不平衡的问题，而这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

　　赫克曼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惊人的图表，他用数据准确地说明了教育投资不均衡的问题。这幅图表列举了1998年至2001年中国各大城市按人均ＧＤＰ在小学生教学上的花费。上海的小学生花费是最高的，北京也很相似。但是，看看其他城市你就可以发现，比如湖北、湖南、四川、福建都比上海低很多。赫克曼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教育投资和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就是高投入高发展，低投入低发展。从赫克曼的图表上，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教育投资中私人投资部分，包括家庭方面是否过高的问题。该表显示，18％是学生自己负担的部分，看起来不是很高，但在高等教育中学生负担部分的差异性、不平衡性就很大了。高等教育学费占家庭收入的23％，而中等教育也占14％左右。这个比例说明教育负担对于家庭来说是十分沉重的，尤其是对中国农村家庭，他们难以承受。在农村，即使中等教育的支出也会占家庭收入的30％。

　　赫克曼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的教育或基层的教育投资是地方政府财政拨款，这种政策造成了富裕地区在教育上的投资远远大于贫穷地区。赫克曼说，这种情况在当时教育资源匮乏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就不行了。

　　人与人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出生地

　　赫克曼说，中国城乡差异是不平等的重要体现，禁止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又促进了这种不平等性的加剧。在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得益于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资源再分配。如果我们能更加关心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会增强这种流动的趋势。

　　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的调查研究与赫克曼不谋而合，其调查结果表明，城乡之间人口流动会降低这种不平等性，但并不能保证，这种迁移流动就能够消除不平等性。赫克曼认为，人口的迁移流动数达到现在的4倍之后，才有可能减少这种不平等现象。

　　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着这种不平等性，它产生的重要原因是教育水平的巨大差异和技能上的巨大差异。赫克曼建议，在允许人口迁移流动的基础上，再加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补贴，就是去关心一下民工子女的教育，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其不平等性。所以，如果能同时在城乡进行教育投资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现行政策确实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对于不平等性，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不平等可以刺激人们去获取更高的教育、更好的技能。赫克曼认为，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是一个人的出生地，出生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机遇。一个人所受到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出生地和生活地点。对于这样的不平等性，我们可以用其它政策去解决。

　　中国投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可能高达40％

　　赫克曼的另一个论点是，在中国投资人力资本，其回报率可能高达30％至40％。这个论点对那些有意投资教育的企业家无益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赫克曼说，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原理，当你谈到生产时，希望回报最大化，为了最大化，必须提高投入的回报率。赫克曼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要大大超过实物资本的回报率。如果我们把投资从实物资本转向人力资本，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一个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回报率。

　　在劳务市场和教育市场，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新技术引进时，需要更多高素质的劳动者来使用。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的教育水平比较低，城市的教育水平比较高，那么，在建同一种工厂时，农村使用的是素质低的劳动力，城市使用的是素质比较高的劳动力，那么，农村得到的回报率就将比城市低得多。

　　用传统的回归模型来研究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是不适当的，因为中国真正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可以高达30％至40％。赫克曼说，在中国实物投资的回报率在不同地区的差别也很大，特别是考虑到各地区教育水平不同的时候，比方说，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它的实物回报率远远低于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地区。需要强调的是，市场信号经常出错，根据市场信号计算出来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就要求我们采取一些行动。如果我们现在完全开放劳务市场，就会增加人们获取技能的激励因素。

　　中国应开放人力资本市场并进一步减少人才流动限制

　　现在的国家政策可能导致这样一些结果：投资人力资本转向实物资本，吸引内陆地区的人力资本转向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本，没有鼓励在农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另外，似乎有一种方法可以来激励教育进行职业培训，就是由政府来补贴，我认为这种方法并不可行，因为要求政府进一步增加教育的投资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另一种方法就是开放人力资本市场，放开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融资的资本市场，以便私人能进行人力资本的运作。开放市场的确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可以激励人们去获得更多的技能。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开放和使劳动市场自由化，那么一个人投资自己的教育获得的回报率就会上升，如果达到20％至25％，他会乐意投资教育。如果教育融资的资本市场开放的话，这个人就更可能进行教育投资了。这种开放的劳务市场并不需要中央政府花费更多的精力，只需要重组劳务市场和融资教育的资本市场。赫克曼认为，开放劳务市场可能会带来不平等的风险，开放的劳务市场不一定就能遏制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但开放劳务市场并不是收入不平等的根本来源。在新的经济体制下，这种政策是正确的。

　　赫克曼说，开放的劳务市场对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可能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是把投资从实物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就可以很好地缓解这个矛盾。劳务市场公平开放、人力资本市场和贷款市场形成，减少人才流动限制，这些政策对中国目前的情况非常适合，因为这样可以形成比较自由的环境，易于吸收更多的内部资金来投资于人力资本。

　　以上是赫克曼教授在武汉大学ＥＭＢＡ讲坛上所作的关于中国人力资源问题的精彩演讲的主要内容。赫克曼通过三大论点，直言中国的教育投资问题，同时，他还向中国政府谏言谏策，充分表现了一位世界级经济学家的高远的眼光和胸怀。

　　精彩的演讲不知不觉就结束了，在这短短的一个半小时里，赫克曼教授给了我们美妙的知识，同时，也启发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下面，是我和我的同仁与赫克曼面对面时，针对他所讲授的有关内容，在不同的时间段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几个问题，综述如下。

　　中国教育若另辟蹊径可能带动其经济快速增长

　　记者：赫克曼教授，您今天演讲中所用到的一些数据使我们吃惊，因为这些很有说服力的数据，有的我们在国内都无法看到。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您现在是中国政府的一位主管教育的高官，面对中国现状，面对机遇和挑战，您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赫克曼：首先我回答你的关于数据的问题。获得关于中国的统计数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对我而言，获得这些数据可能比你们还容易一些。在中国的许多具体统计数据里面，存在着很多异议，曾经有人写论文为中国的ＧＤＰ增长到底是百分之几而争论，但不管怎样，还是有很多统计数据是公开提供给大家的。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使我感到遗憾。因为我觉得统计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人力资源投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其他国家也存在着这个问题，各国政府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别的国家的模式，比如说瑞典和法国，在这些国家里，可能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数的比例并不是非常高，但是，在他们的劳务市场中却有很多形式各样的如同职业教育的机构，可以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上正规大学的人提供更多的选择，并让这些人和公司结成一种伙伴关系，让他们在工作中得到培训，得到进一步学习的机会。这可以降低学校对政府投资的需求。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实际经济水平上，10％或11％的投入已经是比较高的了，当然在美国这个比例是30％，如果能让员工和公司结合起来，另辟蹊径，将会更迅速地加快经济的增长。

　　记者：您的演讲中为何特别强调加大对职工再教育的投入？这种投入的最大好处在哪里？

　　赫克曼：大部分研究文章表明，投入人力资本能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改进他们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可以形成一个有素质的工作队伍。我个人认为，他的第二个好处是在改善了劳动素质后，可以使我们的资源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我们可以去迎接在贸易和技术上的挑战，这一点对现在的中国，意义尤其重大。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非常之快，我们必须去创造新技术和应用技术。在过去的10年里，包括IT技术在内的新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我们需要一些资源对此做出反应。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目前的现状，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均水平只有5％左右，文盲在中国的比例还比较高，这里面还包括了老人，他们是不可能改变的。即使排除这些老人，青年人中的文盲率同DECG国家比还是很高的，这对中国是很不利的。中国要进入世界经济，就要求中国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队伍，提高这批劳动队伍的水平很有必要。

　　考评官员政绩应考察其在人力资本和教育上的投资

　　记者：中国地方政府似乎没有很大的积极性支持发展教育，因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是经济指标，首要任务是招商引资，或是把城市形象搞好，而教育投入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的行业，他们即使表现出对教育的重视，也是建造高楼或大学城，而对制度建设缺乏关注，也少见成效。您对此有何评价？

　　赫克曼：这个问题很好，非常重要。其实，这种问题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美国，我们也发现形形色色的地方官员所关注的都是这些有形政绩，比如你说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情况等等。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应该建立一种良好的官员责任制度。实际上FLASHER和CHEN已经做了关于我们所谈到的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们研究一下实物资本的回报率，在各个教育水平不同的地区所获得的回报率差异是很大的。通常在教育水平高、劳动力具备较高素质的地区，获得的回报率也很高。而且这个回报率是实实在在的证据。你可以通过这点在银行获得贷款，并作为一个政绩来考察。我觉得，关键要建立一种良好的官员制度。我们在考评政绩的时候，不仅要考察你这个地区在近期的经济表现，还要考察你对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资，考察你在今后20年或30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这样才能使地方官员有更多的激励因素来做这方面的投资。

　　另外，我们注意到，公司本身也是教育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一直以来，我们都把目光局限在学校上，认为只有学校才会搞教育投资，事实上，公司本身也希望教育投资。因为接受教育投资的人可以为公司服务，带来更好的收益，所以，公司和家庭一样，都希望职工、孩子接受教育。我们应该创建更多的激励机制，为公司和学校的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应该更多依赖市场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政府。有了这样思维方式，我们才能避免地方官员产生短视行为。

　　总之，我认为在衡量地方官员的政绩时，要考察他们的投资回报率，而不仅仅是他建了多少工厂和设施，只有这样，才能激励他们进行正确的投资。

　　记者：赫克曼教授，请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您对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有了这样深入的研究？

　　赫克曼：两年前，我到重庆开一个关于西部城市资本市场的研讨会，我吃惊地发现，在中国，很大程度上，人们忽略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就是对人的投资。他们从外面进口了很多先进的机器，却缺少熟练操作这些机器的技术人员。我当时向重庆的政策制定者咨询了这方面的有关情况，提出了问题。后来我继续研究，收集这方面的数据，写成了关于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的论文。

　　以上全部内容几乎都是关于中国人力资源问题的讨论，是关于赫克曼的专业的，属应用经济学范畴。为了让赫克曼先生轻松一些，我们就几个时事问题请他发表意见，我们把他请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

　　赫克曼趣谈中美知识产权问题

　　记者：美国政府是否应该降低知识壁垒，你觉得是否夸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否有种狭隘的思想在其中作祟？发达国家是否可以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多输出些知识和技术？

　　赫克曼：你提的问题比较有趣，就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当然我觉得在中国提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有趣的，因为中国在这方面，可能全世界都知道，是不太尊重知识产权的。我还听说了很多案例，包括本田公司起诉中国一家汽车公司侵权案。

　　但是你还提到了另外的一层意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某些重要的研究项目，或者一些技术性的产品，或者说关键性的产品的定价上，是不是要有所考虑。当然，一个公司去投资研发新的产品，它应该获得回报来为它的下一步研发提供资金。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又希望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问题，某些关键性产品，对于像非洲等非常不发达的国家应该进行较低的定价，使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方面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反对你的观点。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知识产权的摩擦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这是不是因为美国过度强调了知识产权的价值呢?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但是我认为，在专利方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国和欧洲都是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的，但是他们却很难保护自己的专利不被别人所模仿。比如说在二战之后，日本在这方面就做得特别精细，因为他们在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模仿了美国的一些专利。中国在这一方面恐怕也已经赶上了。（感谢记者本人的同学肖本学、张建林、龙希成、陈志强等对本文中有关内容的参与和支持。“经济观察家”栏目刊发此文，并不代表我们完全赞同詹姆斯-J-赫克曼本人的观点，希望中国的经济学人和网友对此进行探讨延伸。此文为版权文章，其他纸质媒体若转载或援引此文必须征得人民网本文责任编辑同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与人民网记者钟心

赫克曼在武汉大学与部分教师和学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