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他是多么的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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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念

　　(特约书评人)

　　这位“哲学的敌人”、“理性诡计”的破解者、形而上学的爆破手，终于停止了他的心跳。一个深知自己是如此没有道理、没有意义的人，终于实现了他所向往的“绝对沉默”，他就是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

　　在守护“疯狂”的思想道路上，德里达的另一个思想战友——乔治·巴塔耶，说黑格尔，他不知道他是多么的有道理。德里达评价说，因为他有道理，即战胜了否定，所以他就错了。他们于是就跟踪黑格尔几乎正确得伟大的足迹，对他进行分解。既然所有的解释都是一种游戏，那么让这个游戏中断，也是游戏的一部分。解构的结果就是，原来黑格尔伟大得简直一塌糊涂。非常有意思的是，中文拼音里的结构和解构是一样的，那么，这是否是对解构主义者的一个旁证。任何理论学说，一旦标榜自己是如何的正确与伟大，看上去是那么的无懈可击、完整统一，恰恰因为没有给否定留有余地，而丧失了和世界达成和解的可能，也就丧失了正当性。我们熟悉的毛泽东语录——“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是解构主义者的表达方式，是给帝国主义这样的极权逻辑，铭刻被撕裂的缺口。

　　对文学经验有所偏好的德里达，堪称最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但幸好这位诗性哲学家在叛逆的路上，做的是循环往复的运动。一个平静的悲观主义者，在说“不”的时候，心里面揣着“是”，德里达在和其著作的中文翻译张宁先生谈到自己的对著作(思想)的态度时说，我不能决定对书持完全赞同或完全否定的态度，也不能决定对哲学持同样决绝的态度，因此这是一种妥协、一种互让和解，这种和解之必要性，在哲学、政治和伦理学上把持着我。

　　让这位谦和的解构主义者，最不能容忍的是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形上学的霸权核心词是主体，而德里达对主体的扬弃是决绝的，只有在主体扬弃之后，对抗性的二元思维才有可能终止。而形而上学的亏空，带给我们这样的思想纬度，在这个冲突不断、矛盾重重的世界，我们有可能重新对待民族／国家这样的封闭型概念。法国总统希拉克称，德里达是“世界公民”，这是欧洲人对世界大同的重要贡献。

　　解构主义的场域转换，是德里达一直强调的方法。而文学写作没有禁区的自由表达，是解构主义者最为迷恋的民主形式。文学经验对瞬间、细节的挽留，在德里达看来，是对整体性和意义的颠覆。如果文学(写作)也是一种权力，但这种权力没有任何功利与目的性，不给我们提供任何确定的东西，任何结果、任何利益，作为一种思想和词语的冒险行动，指向的是“语言乌托邦”。这样的权力，不需要任何东西服从于它，它对什么也不服从，如果这样的文学政治观能推广的话，我几乎要说，解构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因为这样的权力(文学)实际上对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无能为力。

　　所以，德里达知道自己面对这个雄辩的道理过剩的世界，显得多么的没有道理。正是这样的反极端主义的解构姿态，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红色革命搅昏了头的年代，在法国五月风暴席卷怒吼的时候，德里达是不积极的，他宁愿恻隐而去。

　　哲学，没有哲学，这是哲学家德里达一生都在书写的母题。这是从他的精神父兄尼采那里传承的哲学姿态，只不过一个是狂飙突进，一个是后现代式的游移，一个要重估一切价值(晚年有所改变，想当哲学王)，一个则对“否定”是如此肯定和投入，并且把解构当成自己对世界的承诺。谁说后现代没有担当，他们把担当变成了一种预设，用思想的碎石铺路，召唤未来的世界。

　　依然是理想主义的，德里达预设了一个没思想霸权的世界，这个解构主义者的场域转换表现为，秉持没有政治斗争的政治立场，政治作为战争的延续，反战就是反任何政治力量的对抗，这就是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去年5月德里达参加的欧洲知识分子反战签名。依循没有组织行为的方式，主张取消婚姻法的婚姻生活。没有革命／反动，爱国／不爱国的绝对对立，他举例说，如果让一个有亲人曾被扔进纳粹焚尸炉的人来说，他要宽恕或者不宽恕，更近的例子是，让一个儿子曾被萨达姆斩断脖子的母亲，要问她是反战还是挺战，都是不可理喻的。我们必须得在社会生活中，保留一些个人经验的神秘性，那些还不能被各种学说理论收编进去的人类经验的盈余部分，而这些经验，应该有权力沉默，并被允许沉默。

　　在接受助手加翻译的张宁先生访问的时候，德里达非常关心他的书在中国的命运，接着他又非常解构地说，其实已经与我无关了，书能够翻译到这个只在他想象中存在的国度，是书自身的运气。他还说，如果能变成汉字，就是翻译在创造性地去写另一本书。

　　这样我在写这篇纪念文字的时候也松了一口气，要不会背上“修正主义”的罪名。那么我在想，解构在中国是怎样的呢？

　　这让我想到《大话西游》的至尊宝，我们都非常热爱这个影视形象。至尊宝在取经的路上，想到他失落的爱情，而在爱情失而复得的时候，他又想到取经。他既不是取经事业的忠诚战士，也不是一个迟钝顽固的情圣，他更接近人，接近生命，接近生命不可理喻的盈余部分。那么，解构主义自然在青年文化中，存在一个影影绰绰的背景。当最近有一个王姓青年宣称，自己是网络意见领袖的时候，具备解构气质的人，就会发笑。因为中国人对“领袖”尤其敏感，敏感到毛骨悚然。在我们的经验记忆中，极端制造的恐怖还阴魂未散，那么解构主义来到了它最应该来到的地方，这也是“运气”，德里达先生应该感到高兴，正如他说，这高兴就是在肯定。

　　德里达在路易·阿尔都塞葬礼上的致辞(节选)

　　花点时间来倾听我们的时代(我们不曾有过别的时代)，耐心地解读由我们的时代出发就路易·阿尔都塞的生活、工作和名字所能认可和承诺的一切。不仅因为他命运的多维度会令人肃然起敬(这也是对于时代的尊敬，其余的几代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这个时代里产生的)，而且因为他们将从这一命运里辨认出依然裂开的伤口、伤痕或希望(它们过去和现在也同样是我们的伤痕或希望)，到那时，这一切必定会教给他们有待倾听、阅读、思考和行动的事物中那些最根本的东西。只要我还活着，也就是说，只要记忆还伴随着我，让我想起在路易·阿尔都塞身边的共同生活中他所给予我的一切，那么我就要向那些不属于他的时代的人或者不愿意花时间再去关注他的人提醒这一点。我希望有一天能更令人信服地向路易·阿尔都塞表达这一点，而无需说再见。

　　的确，我们首先被演出这样一种制度连结在一起，但更深刻的，是被那些未经我们同意却支配着我们的同样的神话和同样的主题，以及同样被自发体验的意识形态连结在一起。的确，尽管像《我们的米兰》这样的戏剧典型地表现了穷人的意识形态，但我们却分吃同样的食粮，有着同样的愤慨、反抗和狂热(至少在记忆中会萦绕着这种急迫的可能性)，更不必说对任何历史都无法触动的这个时代有着同样的绝望了。的确，和大胆妈妈一样，我们正面临着同样的战争，它近在咫尺，甚至就在我们内心，我们有同样可怕的盲目，同样的灰烬在我们的眼里，同样的泥土含在我们的口中。我们拥有同样的黎明和黑夜，脚边是同样的深渊：我们的无意识。总之我们分享着同样的历史——这是全部问题的出发点。

　　(德里达的这段致辞，也可以看做我们对他的告别。)

　　孟登迎译　陈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