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批判《三国》和《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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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王学泰和李新宇两位学者在其合著的《<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一书中提出：中国有许多所谓“经典”需要解毒。我们不否认这是阅读经典的一种视角，但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在大多时候，我们只有了解了文本产生的背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文本本身。至于中国名著是否有毒、学者能否为其彻底解毒等问题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沙龙·正方让历史和文艺各归其位

　　与道德对政治的越位一样，中国古典文艺也经常向历史领域越位。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对于历史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文艺作品来进行的。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封神演义》之类。这些作品都截取甚至复制整个历史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然后加以一定的艺术虚构、掩盖一些历史真实、捏造一些历史事实，然后按作者的意图加以放大。用一句术语来说，就是这些文艺作品都对历史进行了重新的“编码”，其文本乃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遮蔽”。

　　它们陪伴我们走过了童年，已经化成了我们的经验。而当我们长大接触真正的历史文本后，我们的经验仍然使我们无法接受历史典籍的记录。刘备的仁义形象给我们的印象曾经如此深刻，以致想要我们认为他阴险狡诈，是相当困难的。

　　文艺对历史的越位不仅通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启蒙为一种漫画式的历史叙述方式提供条件，从而实现对历史的歪曲。按精神分析的经典理论，童年时期的经验影响到了成年人的行为。而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了成年人的思维结构的建构，并且一开始就赋予了人的认知以价值判断。所以它阻碍了成年人对历史的忠实。而更重要的是，文艺作品通过对历史领域的越位，无形之中使自己变成了历史作品，而其夸张、渲染、虚构的人物及其所携带的精神符号化成了一种历史上的图腾。它不再是因“戏说”而显得像是凭空捏造的、其目的在于审美和娱乐的艺术形象。它无形之中转化成了一种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从一开始就通过与认识的合谋而植入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成为我们的的某种存在的属性。这是最为可怕的，它妨碍了我们的健全的精神结构和人格结构的建构。

　　这是一种“毒”。这种毒是应该被解除的。而“解毒”过程则是一次企图从人的灵魂里驱逐它所承载的与健康的现代人文精神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尝试。（石勇）沙龙·反方批判不能离开文本

　　咱中国的事情，凡事就都得讲国情，不管什么东西都得“有中国特色”才成。所以像《<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这样的时期要是发生在德国，绝对是文坛丑事，可是发生在中国，就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奇怪了。

　　记得是张志扬在《渎神的节日》里说的，德国的阿Q对吴妈说“我要和你睡觉”，吴妈一点都不会惊慌，照样纳她的鞋底；可是中国的阿Q对吴妈说了这话，就成了事关贞节的大事了。批判这词儿在德语里面的意思就很明白，一到了中国，就成了“批判”的样子了。

　　对《水浒》这样讲草莽英雄故事的书和讲阴谋诡计的《三国演义》进行什么批判，不是什么新鲜事，我相信以批判“游民文化”发家的王先生不会是以这种方式“批判”《水浒》的第一个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还是赵翼那句话说得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是这里的“数百年”得改成三五年。君不见，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全民评水浒”运动现在不就成了历史了吗？现如今流行的可是这样一提到“游民”这两个字就咬牙切齿的批判。

　　说实在的，要我看，现在的批判恐怕还没有超过“文革”那时的水平，也没超出老百姓“侃水浒”的水平。据今年《读书》上发表的舒芜先生的文章说，对于名著，就应该这样“谈”，就是要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去谈自己的阅读感受。我倒怀疑，如果是这样，还有没有必要把这种茶余饭后的谈话记录发表出来，真要说“谈”名著，那就去认真地听听老百姓“谈”吧，他们的语言比知识分子们那点可怜的语言要丰富多了，“谈”的方式也开放得多。这一点只要看看网友们评论王朔的文字就够了。

　　对于《水浒》的当代理解，电视剧《水浒》与王怡写的《水浒》系列评论也许是两个高峰。前一个是文学式的再阐释，后一个是微言大义的政治哲学。之所以是高峰，道理也许很简单，就是他们的理解和批评都是“紧贴文本”式的，而像王先生这样文本外部的“批判”，我相信文革中的“全民评水浒”运动是一个极致，一时半会儿恐怕还超越不了。

　　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痛感离开文本批评之弊，于是一致推崇韦勒克的所谓“文本内部研究”，没想到过了二十年，历史还是又转回去了，现在流行的都是社会批评，与“文革”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文革”中的社会批评时刻得扯上阶级斗争，而如今得时刻扯上杀富济贫。时代变了，主题变了，文本却没变，方法其实也没变。用张鸣评论清宫剧的格式来说就是：“‘文革’走了，其实离我们很近”。

　　刘小枫说，萨德死后对萨德的重新书写与评价其实是一个现代性伦理事件。《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之后，当代中国人的再阐释何尝不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今天的21世纪，处处可见启蒙话语曲曲折折传达的讯息，“批判”亦然。启蒙固无不可，只是启蒙是不是意味着就必须从背离传统开始？我有些怀疑，这样的启蒙是不是会压抑了传统的某些方面，放过了更重要的问题？

　　与五四那一代的启蒙者不同，当代启蒙知识分子们对传统，远没有他们的先辈理解得深刻。因此，面对传统和遗产，批判需要慎之又慎的检讨，尤其是检讨自己。（萧武）沙龙·剖析如何看待《三国》、《水浒》的思想

　　早在上个世纪初，鲁迅先生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确也还流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思想丰富性固不待言。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王学泰先生所说的，这两本书都是“游民意识及思想情绪的载体”。从《水浒传》的所谓“替天行道”的思想到《三国演义》对刘曹的评价，无不体现着民间正统观念与专制政治思想的合拍，从“聚义堂”的名目到“桃园结义”的记载，无不体现着游民的江湖意识。在《<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中，李新宇与王学泰对两本书的批判，都把很多的笔墨放在其“忠义”思想上。《三国演义》的忠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关羽这一形象身上，小说的关羽与历史的关羽无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当时在一般普通人的认识中，小说的关羽早已替代了历史的关羽。

　　事实上，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有趣的规律，那就是小说的形象减去历史的真实，就等于小说创作时代的思想状况。也就是说，在《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中，非常充分地体现着儒家的忠义思想在宋元明清时代社会化之后的真实面目。而《水浒传》的忠义则是游民社会不可或缺的江湖道义。“忠义”中，“忠”属于君臣一伦，“义”属于朋友一伦，统治者总是宣扬“忠”，江湖人总是宣扬“义”，“忠”是梁山好汉最终接受招安的基础，“义”是梁山泊建立的基础。儒家思想就是这样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异化，并且成为胶合社会关系的无形纽带。“忠义”情结在我们的心灵中仍然投下不少影子，从我们对这些通俗小说思想的咏叹，从电视电影中各种皇帝戏、清官戏的极盛，都证明着今天的人们，在内心隐匿的深处，仍然承认那种扭曲的价值，我们的英雄观、审美观，也打上了游民思想的烙印，“三国气”和“水浒气”并没有在我们心中根除。（陈璧生）沙龙·导读解毒剂的由来

　　王学泰、李新宇在其新作《〈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中认为：中国有许多所谓“经典”需要解毒，学者应该继续五四时提倡的价值重估，把“那些野蛮的、残忍的、反文明、反人道、与人类健康文明相冲突的东西一一揭示出来，”重新评价所谓名著（李新宇）。王学泰则继续其关于游民文化的研究（《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对《水浒传》似的农民起义予以批判。

　　民间有谚：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大致是说少年人因为血气方刚，读了《水浒》容易激发叛逆精神；老年人饱经世故，读《三国》后会流入阴鸷狡诈一路。显然，对于《水浒》和《三国》的特点和影响，人们并不是一无所知。在知识相对贫乏的年代，《水浒》和《三国》这样的通俗小说及通过文人改编的戏剧、弹词是乡间小民仅有的文化生活。即使是这样的书，也不是每个人都读的。鲁迅《风波》中的赵七爷因为读过《三国演义》而成为当地的学问家，更多的不识字的百姓则是通过戏文、评书了解《三国演义》、《水浒传》，更别说系统地了解历史，于是文学中的人物代替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人物的形象符号化、类型化并成为善恶贤愚的评判标准。

　　建国后，学术范式的转折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解释，文学史也不例外，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文学作品也面临着重新评价的问题。在阶级斗争理论盛行的年代，反映农民起义的《水浒传》地位被不断抬高。阶级斗争理论不再占据主流的时候，学者开始以新的视角介入文学作品，惊呼中国文学经典有毒，为了不再使国民的心继续受到这些有毒的名著的污染，就有了上述两位学者的“解毒剂”。（平平）

　　稿件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