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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变中追问求索 潘晓: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8日10:37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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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革过后的1980年。一代中国青年从狂热盲目,转向苦闷迷茫。这不是什么青春期的忧郁,而是在社会巨变中的追问和求索。正如当时的北岛在诗中所呼号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明白这一点,才会理解,为什么“潘晓”一封诉说内心苦闷的来信,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共振

  本刊记者/文晔

  潘晓,还记得这个名字吗?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1980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这样大规模的讨论,再也不会有了,潘晓是一个符号,他属于那个年代。”时任《中国青年》总编辑的关志豪24年之后说,当年“杂志的发行量达到了369万份”。

  6万人看完文章以后给她写信,但“潘晓”并不是一个真人。

  人们像触电似的,在“潘晓”式的苦闷和疑惑中“发现了自我”。如果说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的重大转变,那么1980年这场讨论则标志着中国人人生态度的转折。

  这是一场朴素的,自发的,产生于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像前者那样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酝酿,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和高深理论。这场讨论,正因为其情绪化的诉说,才将人们压抑已久的自然人性迸发出来。

  “潘晓”回忆——带着伤痛的思考

  为了追述这段历史,记者拿着一些旧资料和照片,找到了当年的责任编辑,现于复旦大学人口所任教的马笑冬。她攥着拳头回想,一些模糊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

  潘晓讨论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1980年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社会充满了困惑,旧的意识形态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但它已经受到了怀疑和挑战。例如,当时有些青年穿起了喇叭裤,社会上议论纷纷,说这是学西方的颓废派。有些单位就在大门口设了岗,见谁穿就把裤腿剪掉。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个人的事情政府和社会是不可以干涉的,小到穿衣,中到夫妻打架、离异,大到就业、离职,全都有人管。

  编辑部发现青年中有很多苦闷,于是走进学校、工厂、街道开了不少座谈会。在—次座谈会上,青年们说了许多心里话,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哭了。他们最大的苦恼是政府宣传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政府宣传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政府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前途远大,但现实却是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平淡无味的生活。

  我注意到了黄晓菊。她心志很高,可是初中毕业就被分配进了工厂;她相信爱情的纯洁坚贞,但遇到的却是背信弃义的人;她相信工人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但发现他们只是庸庸碌碌的、整天为柴米油盐忙活的普通人。她非常失望,于是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就是这句话,后来成了人生观大讨论的标题。

  另外一个编辑马丽珍发现了一个男青年,叫潘,他当时是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有过家庭不幸,造成了他心灵上的创伤。他身体不好,在大学里和大家又不合群,比较孤僻,甚至还自杀过。

  我们向潘和黄晓菊约稿,将两篇来稿修改拼合,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潘晓”就这么诞生了。

  原来的两篇文章都很长,我集中了他们的精华,也保留了他们的感情色彩。比如,黄晓菊说,生活的磨难使她明白了一个真理:“任何人,无论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都成为必然的了。”这话说得真是绝妙,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用正统的意识形态是解释不了的。

  今天来看,当年这场讨论是在文革后开始的一场“思想启蒙”。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尊重人,关怀人的社会空间。

  文章发表后,读者来信铺天盖地,电话不断。人们写信批评她的观点,但没有人怀疑潘晓的率真与坦诚,这个虚构人物的命运牵动了亿万人的心。邮局离我们杂志社走5分多钟就到了,过去邮递员背着个绿邮包给社里送信。潘晓讨论开始后不久,邮局的人就用大邮袋了,再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来拉。读者送给潘晓的礼物纷至沓来,要专门腾出地方放。

  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青年打电话、甚至到社里来说自己就是潘晓,说信中的经历和想法和自己一模一样。办公室里三天两头可见自费从不同省份来到杂志社诉说感想的读者。当时杂志社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运作了,社里从各编辑室调集了一些骨干,又把过去五层一个堆放东西的大办公室腾出来,还临时雇了两个读者中的积极分子初选讨论的稿子。这种轰动效应,是社里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想到的。

  有一天,胡乔木的办公室忽然打电话来.说胡乔木为潘晓讨论的事要和社里的领导谈一谈。谁都知道,胡乔木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社里顿时紧张起来,不知是凶是吉。

  那是1980年6月18日下午,胡乔木来了,只有少数几个社领导参加会晤。我们这些年轻编辑都没心思干活,在那里瞎猜测。不知等了多久,会散了。编辑室主任上楼来了,她说,胡乔木支持这个讨论,他比我们的思想还要解放,谈了很多很好的观点。我们当时高兴得几乎欢呼起来。

  胡乔木说:“潘晓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他还说:“他们叹惜了,或者发出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胡乔木还希望这个讨论再开放一些,不要急于收场。他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我们能不高兴吗?

  三年后,反“精神污染”的时候,像潘晓讨论这样比较“自由化”的讨论,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接着,出于人人都明白的原因,总编辑被调离了杂志社;编辑室主任也伤心地离去,另一个主要的讨论发起者也走了,只有我—个人还留在了社里。

  关于这场讨论,《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国际上重要的通讯社都做了报道。后来,香港有个记者写了篇文章被“内参”转载,里面说:中国历史上的四个代表人物是:孔子,鲁迅,毛泽东,潘晓。把潘晓和这些巨人并列在一起当然是很不合适的,但反映了这场讨论对中国青年和社会思想的影响。

  1999年,为庆祝建国50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历史文献片《新中国》,每天一集,从解放战争讲到改革开放。我没想到也给了潘晓讨论几分钟的镜头,其中还有当年发稿的签字记录。镜头从上往下慢慢摇,先是我的签字,我当时是责任编辑,然后是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的签字。

  当然,镜头是不能触及实质的。正像我在1980年5月的编者按中所写的:“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人生观的大讨论。彷徨、苦闷相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80年代的特定内容。”

  迷茫过后——不同的人生

  尽管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席卷全国的大讨论,但发起者与参与者都是小人物。原型潘、黄晓菊,编辑马笑冬,马丽珍等,有着迥异的人生经历,他们因这场讨论走到一起,然后又分道扬镳。

  “潘晓”之一黄晓菊今年48岁了,已“下海”多年。虽然已经发福,但依旧是一个热情而且生动的女人。她的家用各地淘来的布和稀奇古怪的小玩意装饰,她喜欢一个人去看现代舞,和儿子一起为李少红的先锋电影《恋爱中的宝贝》而流泪。她每天一小段一小段地写下生活感悟,“和潘晓不同,我的人生从来不是灰色的。”

  24年前,黄晓菊因为严重的关节炎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住院,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拉上窗帘,跪在地上,用病床作桌子,“掏心掏肺”地写出了8000多字的长诗。“我已经忘了约稿的要求,只是在倾诉。”

  从小没有和父母一起长大的她,在感情上始终没有“家”。她将一腔无以宣泄、无以倾注的情感都倾吐在了稿件之中。

  “潘晓”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后,她换过几个工作,因为“潘晓”而被视为异端,最终被社科院资料室辞掉,不得不当了第一批下海者,从此生活在“体制外”。

  生活里,她也追求那种纯而又纯的东西,虽然经商多年,但却从来没有为生意上的事上过饭桌,一说虚与委蛇的话,她就先“口吃”起来。

  “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要哭着、笑着、骂着、唱着走下去!”黄晓菊虽然没有丈夫(离婚),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国家福利,但她心满意足,“潘晓对我没什么影响,我有独特的人生。”

  马笑冬则和黄晓菊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同样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我老是向往书里那种人生,像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讲的那样,是平常的生活,却是火热的。”

  上山下乡她是第一批,而且是去了离北京最远的云南。1976年,她在大学毕业后又自愿到东北插队,这在当时是个异数,却是她理想主义一以贯之的结果。

  1999年她从美国东北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当年便直奔贫瘠荒凉的黄土高坡,在安塞这个地方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一住就是几个月,连着去了3年。

  这个看起来有点冷的女人,一提起黄土高坡就立刻热泪盈眶,“相对于潘晓的思想建设,对我来说,走入这块土地,唤醒这块土地,才更有意义。”

  马丽珍后来去了《中国妇女报》,几年前在副社长任上退休。

  潘现在已经是资深媒体策划人了,这20几年对他来说真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因为潘晓,他被开除学籍,而后漂在北京,甚至做过牢,卖过大碗茶;多年的挣扎之后,如今他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选择。

  他讨厌和人谈起这场讨论以及此后的人生感想,并撰文称,“希望能够口无遮拦地说点别的,而不是一本正经的装腔作势。”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这是我无法打破的一种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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