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足巨人”轻装上阵 企业子校转为民办水电九局子校剥离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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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黔在线讯

　　风波

　　前不久,贵阳华夏学校陷入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中。记者到校采访时,被告知校长到省教育厅办事,等待多时后,该校校长赵纯华才一脸疲惫、满眼血丝地出现在记者面前。这一切表明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的他并不轻松。

　　由于该校本学期开办小学“英才班”和中学“实验班”增加收费,引起家长多次到学校聚集,其中一次阻断贵阳市白云大道交通达六小时,1500名学生不能到校上课。此事立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省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省市有关领导多次批示应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

　　但是知情者一语道破,收费问题其实仅是冰山一角,矛盾爆发的真正症结在于企业子校剥离带来的阵痛。

　　转轨之痛

　　原来,华夏学校这所民办学校的前身是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下文称“水电九局”)子弟学校。2003年5月,怀揣资金欲到贵阳市投资民办学校的湖南人赵纯华,听说水电九局子校面临“企业改制,主辅分离”,其校高中一些好教师和好学生已流失到贵阳其他名校,该校高中部面临崩溃的边缘。这一现状使得他与正寻求出路的子校一拍即合。经双方商议,决定由赵引资200万元在贵州注册一个公司,并与子校签订合同,租赁该校一幢楼房办高中部。随后,赵在贵阳市教育局注册了贵阳华夏学校。

　　半年后,水电九局决定推进改制步伐,在今年元月,该子校与赵纯华签订了包括初中、小学在内的租赁办学合同。合同规定,租金30万元,并聘用子校90%的教师,其工资和养老、失业、医疗“三金”不能低只能高。凡是九局职工子女学费按子校原标准收取,非九局职工子女学生学费按民办学校的市场运作标准收取。对这样的“一校两制”,赵纯华认为颇具创意。

　　“我们认为,要解决学校的困难,必须走剥离之路。让学校从企业剥离出来才是出路。”许多子校教师也有这样清醒的认识。由于工程局逐年缩小对学校的投入,出现了教师队伍不稳定,好的生源被贵阳市名校挖走,导致教学质量急剧下滑,2003年高考,子校的成绩下滑到了最低谷:100多人参加考试,没有人上重点,仅13人上了本科线。

　　水电九局副局长魏宗培无奈地对记者说,过去企业办社会,除了火葬场没有,整个“社会资源”都仿佛自给自足。全局非生产性人员占企业30%以上,在市场经济的跑道上劣势尽显,尽管资产规模庞大但却无异于“泥足巨人”。而他们的竞争对手民营企业都是轻装上阵。“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主辅分离使“泥足巨人”轻装上阵,卸掉了多年办社会的沉重包袱,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资本结构和组织结构都得到了精干和优化,得以集中资源做强主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电九局在主辅分离工作中获得了重新腾飞的重要前提。

　　因此,当初该局对将子校转为民办提出了三条意见:一,国有资产不流失;二,教学质量不下降;三,绝大多数教职工要安置好。据介绍,该子校在2003年由企业举办时,盈利3万元,工程局还要补贴。但是由华夏学校举办后。每年交给局里的经费就是30万元。对于老师们对未来的担忧,对自身身份变化带来的失落,都是可以理解的。

　　磨合之痛

　　但是“身份的失落”给大家带来的痛楚是巨大的。对被剥离单位的员工来说,最大的区别在于身份的改变。剥离以前,员工是企业职工身份,华夏学校的成立意味着伴随他们40多年、令人骄傲的企业职工身份消失了,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现实:成为民办学校一名聘用教师。

　　其实,九局子校教师的痛苦并非个别。为减轻“企业办社会”负担,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企业应分离包括中小学在内的社会职能,至今已逾十年。1995年,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劳动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若干城市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企业自办的中小学移交当地政府办学。之后,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实施意见,要求在2000年年底将大中城市的企业中小学全部交给政府来办。

　　但是水电九局子校的老师们遇到的是一个尴尬的难题,由于企业是中央直属企业,按有关规定,不属于地方政府接收之列。于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要么萎缩、消失,要么与民办学校联手。

　　其实,2002年2月26日《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就规定:“薄弱学校,国有企业所属中、小学和政府新建学校等,在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按民办学校机制运行的改革实验,实行公有民办。”但“须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地(市)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原水电九局子校所走的无疑就是这样一条改革之路。

　　但是,巨大的观念差异带来了艰难的磨合期。九局子校教师感到一系列不适应:人员调配、工作安排等“老板说了算”,“随意性大”,工作没有时间概念,国家法定假日时教师的部分费用也被扣除了,这在原来企业子校身份时是不会出现的……摩擦在所难免地发生了。

　　对于工资待遇的差异,赵纯华解释说,因为外聘教师许多是贵阳市名校的教师,且在学校担纲把关、骨干的角色,要吸引这部分教师肯定要有优厚的待遇。这样难免和九局子校老师的待遇形成差距。

　　也有子校教师心平气和地审视这一现实说“能力和待遇应成正比,这个差距很正常。”但是有许多老师的感受是受到打压和抑制。

　　华夏学校随之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管理举措,对老师的评估是通过学生评、干部评、各年级老师间互相评。老师们因此感到压力很大的是,学生对教师不满意,教师就有可能转岗或走人,今年就有两位老师因为这样的原因失去了岗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九局子校老师认为,矛盾的焦点在于群众对领导不满,领导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华夏学校对九局子校教师从待遇到用人上都相对苛刻。“几个进办公室来的教师都是反映待遇问题,该发的钱少发了或没发,这样老师们能心理平衡吗?”“没有主人翁的感觉”,因此他们有的表示宁愿要原来的800元,不要现在的1200元。许多教师强烈要求将学校“收回来移交给地方,恢复他们公办教师的身份”。

　　对于与民办学校的合作,九局子校老师中也不是没有人持赞同意见。一位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原子校老师说,原来因为子校不景气,他的工作量不满,每月工资仅500来元,现在学校的课排得满满的,他每月也拿到1000多元了。“只要学校良性循环了,大家的日子也就会好起来。”

　　对此,水电九局一位有关人士认为,制约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老师的观念问题,长期在公办学校管理模式下生存,难以适应民办学校的管理模式。他认为有的老师还存在很大的铁饭碗观念,工作岗位的变动、按劳取酬等新观念都还有待建立,如“有的人原来在领导岗位上,让他当老师他就不舒服”。

　　对华夏学校的困境,有关人士评说,陷入困境的企业学校往往人心涣散,思想混乱,如何做好人的工作,调动人的积极性,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应该是学校管理者考虑的首要问题。民主意识加上情感因素,再加上科学管理,应该是企业学校走出困境的法宝之一。管理者还应以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律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教育规章为准绳、为依据,学校内部也必须制定出适合本校实际的各项工作制度,做到以法治校,以法治教,使学校各项工作走上规范化、正常化的轨道。

　　此外,企业学校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如实行聘任制,竞争上岗,精简行政、教辅、后勤人员,制订下岗、转岗或待岗办法,清退不合格人员和多余人员。完善劳动分配和奖励制度,当然,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稳定的教育教学秩序,不断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离开教学质量,生存和发展都无从谈起。

　　无论如何,学校在步履维艰中还是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有11个学生上了重点线,上本科的有30多人,升学率达80%。“2004年的高考成绩是子校十五年来最好的一次”。对于学校的未来,赵纯华充满期望地构想,到2005年,水电九局将对教师的身份进行置换。学校将建立股份制,让老师们的利益和学校的发展捆在一起。

　　水电九局有关负责人说:事后,我们反思对学校的监控和管理不是很到位,学校大部分教师是我们的职工,为此我们决定,成立理事会,由九局教师代表、举办者组成,水电九局将派出党支部书记,参与学校的管理。

　　省教育厅有关人士认为,对于水电九局与华夏学校的合作探索,是摸索社会力量办学盘活国有资产的一次有意义的试验。华夏学校举办不久解决了企业子女就读的困难,还解决了三桥和尚坡片区没有公办学校的问题,既增强了学校办学活力,又满足了企业周边地区非本企业群众的教育需求,可谓一举两得。

　　作者：袁燕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