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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和一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的相继展开，忽上忽下的克里、布什的民意支持率，吸引了世人的眼球。由于两者差距实在太小，变动性很大，舆论普遍对预测谁会笑到最后颇为谨慎。问题是，偶然性的百分比波动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必然性结局？这就要考察本次大选独特的时空背景了。
让我们先看看这次美国大选的时间性，亦即其时代背景。这是“9·11”后美国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安全与外交成为大选首要关注点就是例证。选举与其说是对布什、克里反恐策略的选择，不如说是对布什反恐政策的全民公决。
万事以反恐为重，这是符合美国人的爱国观和国民性的。“9·11”事件的又一重大后果是美国社会普遍保守化。这一趋向使得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将赢得对参众两院的控制，也会将布什再次送进白宫。
不可否认，布什的反恐政策也广受诟病。但美国选民在仍然缺乏安全感的情形下是不会冒险更换自己的领导人、并将前三年的反恐事业推翻重来的。
再让我们看看美国大选的空间性，亦即其国际背景。冷战终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享受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意犹未尽。“9·11”所昭示的全球化负面效应凸现——恐怖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非对称性冲突，挖掘冷战和平红利的时机千载难逢，美国终于有一种发现自己是“上天赐予”的帝国感觉，伊拉克战争代价与此相比尚不足以引起美国人彻底反思去改弦易辙，因而美国民众会容忍布什将“错误”进行到底。
事实上，克里也有单边主义倾向。在第三场辩论中，克里称：美国不会容忍任何一个国家对美国自身安全拥有否决权。也就是说，为维护美国本土安全的反恐战争不必经过联合国授权。
从这个角度讲，布什的内外政策，是原生性的美国政策，代表了“9·11”后美国的本能冲动，其推行也是冷战结束后“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真实写照。因而，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摘编自《新民周刊》总第303期／王义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