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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把和平奖颁发给这样一个缺乏常识，只会以夸夸其谈鼓动公众的妇女，而不是另外一些真正让我们的星球更安全的人？”在旺加里·马塔伊关于“HIV病毒系由实验室中故意制造”的讲话被全世界的媒体公布后，已经持续了几年的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争议一下子进入白热状态。其实，马塔伊只是近几年来关于诺贝尔奖评判标准获得众多争议中的一个例子。争议的实质，是诺贝尔奖自身定位上的摇摆不定。在一个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如此剧烈的后正统时代中，诺贝尔委员会对各个奖项得主的选择斟酌，便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奖项对自身怀疑与修正的体现。
在随便一场飓风便夺去3000多条生命，摧毁25万人的正常生活的事实面前，已经没有人会怀疑，环境问题将影响到整个人类未来的命运。用3000万棵绿树来保卫人类，和以暴易暴、以恐怖的手段反恐怖，两者之间，不难看出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选择马塔伊的良苦用心。一年一年，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和生物奖的得主身上的传奇色彩越来越淡。翻开他们的履历，是几乎没有差异的平静学院派生活。这是一个没有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的时代。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天才，而是学术的规范化和体系化已经使传奇的根基不复存在。
今年的文学奖得主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坦言，她绝没想到自己会当选。的确，以她的作品表现的主题和运用的手法而言，同以往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都有某种截然的、在某个时代甚至可以划入两种阵营的差别。但评委会正是看中了那种“用非凡的语言激情对社会上陈腐现象和禁锢力的荒诞不经的揭示”。
苏格拉底说过，我承认自己一无所知。你可以把它解释为谦逊或怀疑，但事实上，他要讨论的，是一个关于骄傲、自以为是、偏见和判定的问题。或许是因为意识到一切价值判断归根到底都是危险的，所以现在的诺贝尔奖，愿意肯定参差多态的存在，尊重自由选择，承认每一朵花所代表的每一个世界。但丁不是说过吗：人与神的区别在于人并非全知全能，但人类的长处是用记忆保有每一种可能。（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308期／鲁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