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
临退休前，我收拾办公室的东西，一连忙了三天。好些同事见了都说：“怎么老清理不完呀，我们来帮你收拾吧！”我谢了他们的好意，说：“值得保留的书刊并不多，主要是信件太多，还得由我自己来整理。”其实也来不及细细整理，只得先装包拿回家再说。年轻编辑见我单是旧信就装了十几大包，少说也有上千封吧，便不解地问，怎会积攒下这么多信件呢？
是啊，如今电讯业发达了，有什么事需要联系，一个电话或发个传真、电子邮件就解决问题了，哪还用得着写信呀？可在20年前，即作家出版社恢复建制之初，全社仅一部电话。当时出版社借用沙滩中国作协的几间木板房办公，电话机安在楼下的行政办公室里，编辑部却设在楼上，打电话或接电话都很不方便，而传真和电子邮件，我们就更不知为何物。因此，那时我与作者、读者打交道，其主要方式就是互通书信了。显然，我办公室积攒的信件，大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其中，不乏名家的手迹。而有的老作家已经不在世了，他们的信愈是旧，就愈显得珍贵了。
我收拾旧信的速度之所以相当慢，是因为凡见到久不见的故人笔迹，难免要展开信笺再浏览一遍。譬如，不经意间翻到一封汪曾祺的手札，就令我激动良久。
汪曾祺先生是1997年5月逝世的，当年我就写了篇《送别汪夫子》发表在《十月》杂志上。在那篇悼文中，引用汪曾祺给我的信只有三封。显然，这封刚发现的手札，当时没能找出来。不然，我肯定也会在悼文中引用的。他这封信写于1985年11月8日，并附有他为何立伟小说集《小城无故事》所作的一篇《序》。《小城无故事》是我到作家出版社后责编的继阿城《棋王》后的第二本书。因此，他在信末写了这样一句话：“你几时调作家出版社了？相当好。”“文革”结束前后，我曾与汪曾祺在北京京剧团创作组共事两年多，分手之后，他对我工作岗位的变动一直很关心。我在《新观察》和《中国作家》当编辑时，他都曾给过我很多的支持，只是他不知道当时《中国作家》本是作家出版社创办的刊物，我仅是在编了一年期刊后改作编图书而已。他之所以说我调作家出版社“相当好”，想必是与他觉得编杂志婆婆太多，凭我的秉性难以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复杂有关，不如专心致志、安安稳稳当个图书编辑好。有了他这句话，我还真的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近20年，直到退休。
自我从文以来，结识像汪曾祺这样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显要地位的作家并不多，因此我很看重他写给我的这几封信。就在收拾20年来我所收到的数以千计的信件时，不禁想起两个月前逛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情景。那天，我在一家旧书摊上，就发现了一封落款是汪曾祺的旧信。只是这总共3页的信缺了首页。摊主见我对这封不完整的旧信很感兴趣，就招呼我在里边的小板凳上坐下，把半麻袋散乱的资料全倒了出来，让我慢慢翻检、筛选。我足足花了两个小时，也未能把那封信的首页找出来。摊主说：“你诚心要，这封信就便宜点卖给你啦，一页200元！”其实他压根儿不知道汪曾祺是位名作家。这一大堆散稿、旧信，他是从进城收废品的民工那里倒腾来的。从后两页看，汪曾祺这封信是写给北京市戏曲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就一篇论文未定稿发表意见的，所谈均是较生僻的戏曲掌故，再说缺了最重要的首页，我就没有把它买下来收藏。不过，这下倒让我知道一封名家手札的市场价格了。
记得几年前，就有人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买得一批著名作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信件。从那批旧信的内容看，大都与文学图书的出版有关，很可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哪位资深编辑过世之后，家人把夹杂在废旧报刊里的那批信件让人当作废品收购走的。那都是不可多得的新文学史料啊！有了这前车之鉴，我积存了20年的这十几大包作家、文友的旧信，怎能不好好收拾、整理，并把它们当作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珍藏起来呢？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10月19日 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