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科技腾飞助推

　　本报记者　赵亚辉

　　今天，备受关注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10周年学术报告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在会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NBIC会聚技术”改变未来

　　记者：我们注意到，本次报告会关注的主题是一个新鲜的名词“NBIC会聚技术”，它的含义是什么？

　　陈宜瑜：“NBIC会聚技术”是国际上近几年提出的全新概念，是指当前四个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协同和融合。这四个领域分别是：纳米科技、生物技术（包括生物制药及基因工程）、信息技术（包括先进计算机与通信）、认知科学（包括认知神经科学）。其简化英文的联式为（Nano－Bio－Info－Cogno），缩写为NBIC。

　　这四个领域的技术现在都在迅速发展，每一个领域都潜力巨大。而其中任何技术的两两融合、三种会聚或者四者集成，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效能。“NBIC会聚技术”代表着世界科学研究与开发新的前沿领域，其发展将显著改善人类生命质量，提升和扩展人的技能，这四大前沿技术的融合还将缔造全新的研究思路和全新的经济模式，将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从而增强国家的竞争力。此次“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10周年学术报告会”的大会报告围绕“NBIC会聚技术”展开，我们邀请了5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作相关学术前沿的报告，同时邀请相关学科的数十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作分会报告，就是希望引起科学界的重视，切实推动“NBIC会聚技术”在我国的发展。记者：从全世界来看，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不久前，2004年度诺贝尔奖的揭晓引起了全世界包括中国科学界的关注，对于此次颁奖情况，您有何看法？您认为中国的基础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多大？

　　陈宜瑜：此次诺贝尔奖给我们一个突出的启示是：小问题也能出大成果。比如，本年度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获奖的成果是阐明了人类嗅觉系统的工作方式。这看似是一个很小的研究课题，事实上代表了生物技术应用的最高水平，反映出生物科技前沿的方向。

　　我国的基础科研水平在过去10年的提高是很快的，当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科技源头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相信只要我们抓住机会，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国际科研竞争，我国的科研水平将有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杰青”10年成效显著

　　记者：从1994年设立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已经走过10年的历程。这项基金发挥了什么作用？

　　陈宜瑜：1994年春天，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正式创立。这是我国国家层面上第一个面向45岁以下优秀青年科学工作者的专项基金，资助其在国内进行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10年来，成效显著，已经成为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和各领域学术带头人成长的“催化剂”。

　　经过10年的成功实践，该项基金成为一个得到科学界高度评价、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品牌，在稳定基础研究队伍、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培养和造就活跃在世界科学前沿的优秀学科带头人、培育优秀创新研究群体以及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10年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共资助了1174名青年科学家。他们的科研成果和科研水平能够代表国内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实力和水平吗？

　　陈宜瑜：回答是肯定的。有四个统计数据：一是1997年至2003年，有23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7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近几年中国科学院内地新增选的院士中，50岁以下的全部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获资助者；二是近四年来有15位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者的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三是在已批准实施的160项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规划项目（“973”项目）中，有50个项目的58名首席科学家由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者担任；四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支持的76个“创新研究群体”中，有67个群体的学术带头人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者。

　　中国和平崛起需要人才

　　记者：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高水平的人才，我国正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对于高层次人才特别是中青年拔尖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我国目前的科技人才的现状，您有何看法？

　　陈宜瑜：十余年来，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以基础研究队伍为例：总体规模达到了8万人；整体水平稳步提升，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的总量和被引用量同步增长；基本解决了整体老化、青黄不接的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负责人中45岁以下者所占比例接近70％，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成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生力军。

　　但也要看到，我国科技人才工作面临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一是我国目前基础研究队伍整体水平偏低，尤其缺乏能引领当代科学潮流的一流科学家，我国本土的科学家获国际性权威科学奖的人数寥寥无几，在国际性权威科学院中出任外籍院士的数量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印度；二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战略目标出发，按照科技发达国家基础研究人员占研发人员8％的比例测算，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人员总数将是现有人员总数的2—3倍；三是用人环境亟待进一步优化，科学家普遍反映目前用于非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过多，严重影响了研究工作的开展；四是人才队伍区域布局失衡，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严重匮乏。

　　记者：面对这些问题，您有何建议？

　　陈宜瑜：首先，要深入研究新时期我国基础研究队伍的来源、规模和结构的变化特点，科学预测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对基础研究人才的需求，制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其次，国家要进一步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提高资助项目的强度，逐步扭转基础研究人员四处忙于申请经费，难以安心从事研究的局面；第三，加强国家层面人才培养资助体系的整合与衔接，促进科研与教育结合，个体与群体结合，国内资源与国外资源结合；第四，进一步改进科技管理工作，优化用人环境，改进管理，完善评价体系，切实为科学家减负，确保科学家特别是学术带头人能集中精力从事研究；第五，加大吸引留学人员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力度，开辟多种渠道吸引留学人员和海外学者以多种形式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贡献才智，积极吸引国外科学家来华从事研究工作；第六，推进人才资源开发，调整人才结构布局，建立健全科技人才资源开发和培养的宏观调控体系，调整和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尽快扭转高中初级研究人员及科研辅助人员的层次结构呈“倒三角形”、科研辅助人员短缺的局面。

　　《人民日报》 (2004年10月19日 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