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孟潮
建筑物的拆建与变迁是人的生存方式发生变化的晴雨表。在20世纪一百年的时间里，与经济发展、文化思潮、社会思潮发展的同时，中国城市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拆建热，建筑已成为中国人城市记忆最直接的证据。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拜读了《1993—2002年黄岩社会学拆迁拓片》一书。这是艺术家黄岩十年工作成果的结集，是一本图集，只有一页简略的文字说明。书中各页均是密集的图片，这是黄岩十年来行程十多万公里拓印的六个国家二十余个城市近五百幅拆迁建筑物的拓片照片，可以说是一个十年城市拆迁史图片展的缩影。
翻阅这个图集，使我想到了当年北京城墙将被拆除时，梁思成先生曾珍藏城砖，刘致平先生曾赶到拆迁现场拍照，往家里搬城砖的往事。诚如黄先生所说，他视拓印拆迁建筑物的事业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一干就是十年。我想，如果梁、刘二位前辈健在的话，他们一定会为黄先生此举赞叹不已。
黄先生强调，要从社会学角度来对待保存“城市记忆”的工作。因此，他的工作的社会学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的意义。他所提供的图像、文字的意义，也超出了建筑学的范围。他的研究成果，有着更加深远的历史记忆、文化遗存、学术研究等价值。
黄先生说：“很难将建筑的历史与人的历史分开。”“居住在拆迁建筑物中的人的性格与拓印的建筑物有一种相似性。”“建筑物与人的关系不仅是居所的关系，它影响到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同意作者所言，我一直认为，建筑与它的建造者、使用者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建筑与人同构，建筑如其人。
《1993—2002年黄岩社会学拆迁拓片》一书的可贵在于，它通过拓片使一些建筑物起死复生；使人们对已逝去的历史、社会、人物的记忆重新鲜活起来；使人们可以通过拓片，检索记忆，进入历史。
作者告诉我们，十分必要的是，要从建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角度，以人为本对城市建筑进行科学的可行性研究。
《人民日报》 (2004年10月19日 第十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