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李庄　人文抗战（读书一得）

　　唐宋元

　　近读岱峻著《发现李庄》（四川文艺出版社），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一个颇有质感、令人深长思之的意象。

　　李庄的旋螺殿，被饮誉世界的建筑研究大师梁思成肯定为“颇足傲于当世”的明代建筑；在李庄，不经意间就可以掘出有“崇宁”“大观”年号的酒坛，见到陆游《老学庵笔记》曾言及的“省油灯”；有人一不小心就在县府旧库找到段玉裁“手批公牍”……一代学人傅斯年惊叹李庄“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先后相踵”。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时候：“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当时，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又有多少地方能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七七事变”以后，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当时，北方的著名高校南迁，由长沙而昆明。可是，随着战事的扩大，日本侵略者对昆明的轰炸越来越紧，堂堂同济学子，就有死于轰炸者———平静的书桌安在哉？于是，李庄———我的故乡宜宾市的一座古镇，在危急的关头，勇敢地开始了它义不容辞的历史担承。同济大学拟迁李庄；傅斯年也在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体质人类学所等单位的搬迁而思虑，他要寻找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正因为此，李庄作为一个意象，进入了我的脑际：李庄———中国的书桌。

　　秦以前，李庄属僰侯国，至隋以后属南溪县，它是长江上游的水路驿站，长江第一古镇。千百年来的历史人文积淀，抵御外侮、抗战炽兴的严峻现实，使李庄注定要成为中华名镇。

　　我们从当时李庄的重要人物罗南陔等发出的欢迎电文可以看出一种敢于负责的精神，有容乃大的识见，心忧天下的风度，热心文化的情怀。电文是如此简明扼要、掷地有声：“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就这样，一个对中国文化注定要产生深远影响的行动，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中，在侵略者野蛮的叫嚣中悄然进行。为了保存和发展中国的一脉文化，李庄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书桌。同济大学来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赫赫有名的单位来了，李庄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们，接纳了文化。不是有某些政要借口“小庙供不起大菩萨”而婉拒他们于千里之外吗？不是有些“贤达”“忧心”“外来人”破坏乡风民俗吗？不是有本地人唯恐“下江人”进入而把小菜卖贵、打乱了自己的小日子吗？这是国难当头的时候啊！李庄反其道而行之，实为深明大义之举。

　　李庄的书桌是中国人文抗战的鲜明象征之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是以其明治维新以后发展起来的物质力量，动用大量炮火炸弹、先进武器的武装侵略；一方面是扬言其“倭文化”的“先进性”，同时欲以其倭文化灭我中华文明的文化侵略。中国在正面战场和游击战场上所进行的斗争，是以反侵略的武装对付侵略武装的武装抗战。与此同时，广大学人和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炮火声中艰难地进行着学习和研究，也是在对抗着日寇的文化侵略，以昂扬的文化精神、坚忍的文化态度进行着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人文抗战。前来李庄的一大批文化人中，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童第周、董作宾等等，全都是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精英人物。他们在李庄多年的劳作，使中国的一脉文化得以薪传和发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亡我中华文化之心。

　　历史李庄的文化人，他们的心态和学风，是真正的人文精神最生动、最形象的注解。他们孜孜矻矻、踏实勤奋，不讲环境条件，国家让他们搞研究，他们就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几十年风云变幻，数十载历史沧桑以后，一部当时出版于李庄的《六同别录》，对此默默地作出证明：他们不为蝇头小利尔虞我诈，不为权柄乌纱两面三刀，当然也就不会在玩权弄术者面前低三下四，为分一杯羹趋炎附势、甘心为奴，而永远高张的是学术自由之帜。正如蔡元培所言，大学侧重于博大，而研究院侧重于精深，非专心向学问、能坐冷板凳之人不能称其职。另一方面，那时有个对联式的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时在李庄的同济大学三百多位“知识青年”投笔从戎，是人文抗战的又一个绝好例证。读书投笔，皆系兴亡！

　　中国不能只有周庄，中国实实地还需要李庄。中国需要周庄的杏花春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中国还需要李庄的青灯黄卷苦读，热血挚情坚忍！

　　《人民日报》 (2004年10月19日 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