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道德：谁决定谁？

　　前两日和几位朋友聊天，两位大学教授、尤其是其中一位身兼行政职务者所透露出来的当代儒林外史，令人触目惊心：科研基金管理机构如何腐败，大学如何浪费研究经费……

　　朋友们还是具有学术良知的，所以，谈完这些怪现状后，无不摇头叹息。于是，我就说了一句：所以，我们才要“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在制度建设之外，中国似乎也需要一个信仰、道德、精神的重建过程。然而，朋友们听了我的话，却都露出不屑的表情：重建精神？精神有什么用？现在的学术制度决定了，你必须这样随波逐流，否则，甚至不能维持生存。人在其中，身不由己啊。

　　这样的感叹，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而经济学家则用学术语言反复地论证说，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对于个人在社会中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于是，人们普遍地将腐败、堕落、欺诈、残忍等等行径归咎于制度。

　　你当然不能说这样的理论不对。不过，假如把这样的理论推到极致，从而变成“制度决定论”，那就跟别的决定论一样荒谬。而荒谬的认识必然会导致我们经常看到的玩世不恭心态，面对不道德、不正当、甚至显著违法的行为，人们无所作为，被动地等待着制度发生变化。

　　问题在于，假如每个人都被动地等待制度自己发生变化，则制度又怎么可能发生变化呢？毕竟，制度并不像太阳、土豆那样，存在于个人之外。制度就是存在于具体的活动主体中间的种种规则的总和，规则就存在于每个人的行为中，规则是由人的行为所塑造的。没有个人的主动调整，制度是不可能自己发生变革的。

　　制度与人其实是一种互动关系，制度固然能够塑造人，但人也同样能够塑造制度。而人改变游戏规则、进而变革制度的动力，经常来自于人的良知，来自某种道德自觉，来自某种信仰、信念所提供的正义观念、公平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固然可以塑造人们的观念、影响人们的道德，但是反过来，道德可以为制度提供信念基础，可以促使制度本身向着良性方向演进。

　　在经济学主导我们这个社会的二十多年间，人们普遍地遗忘了这一点。仔细想来，“制度决定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放纵自己精神懒惰的借口，人们可以轻松地将把社会中的一切丑恶、甚至自己的不当行径都归咎于制度，这样也就免除了自我反省的责任，当然也就免除了依靠个人的良知对抗不良社会风气的责任。被严重误用的经济学理性教导人们逃避这样的责任，其结果就是社会道德的普遍下滑。

　　在道德的荒漠上，是不可能坚实地建立起任何伟大的制度的。也许，我们有必要在强调制度建设之外，也注重中国人的精神建设。当然，制度建设主要依靠政府的明智、依靠对权力进行重新安排，精神建设则主要靠民间的自发努力，尤其是靠每个人诉诸自己的良知，通过个人信仰的追求、个人道德的养成，渐进地改变中国人的心灵图谱。这样的心灵图谱，恐怕是中国成功实现制度转型的根本保障。

　　制度当然是重要的，但离开信仰、道德的制度，却是不可想象的。而我们这个社会所匮乏的，不仅是优良的制度，也缺乏健全的道德、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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