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执政能力大家谈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日前联合召开广州市社科界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来自广州地区各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结合广州实际，对学习四中全会精神发表了许多精彩的见解和体会。我们在此摘要发表部分专家的发言，以期推动四中全会精神学习的进一步深入。

　　以四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张健

　　认真学习、深入贯彻、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是全市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和重要任务。

　　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对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情况，切实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努力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已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宣传思想战线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进一步提高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能力。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全市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四中全会精神上来。

　　1.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要带头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社科理论工作者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把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省委全会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使社科理论工作更加切合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要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精研深思，在“吃透”全会精神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广州实际，通过报告会、辅导讲座、专题研讨等形式，及时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领会、统一思想，深入浅出地回答他们提出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2.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要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全市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要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个重大问题，结合广州实际，加强对党的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的理论研究，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供理论支持。要以中央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契机，充分发挥广东、广州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实践优势，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全面提高我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按照“高举旗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强建设，有所作为”的总要求，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切实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作为党委“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为我市现代化大都市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全市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要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创造的经验和有利条件，发扬广州社科理论界务实、创新的好传统，充分认识时代赋予的使命，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课题作为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组织力量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攻关，深入实践，不断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规律，总结新经验，力争取得新的突破，推出一批有分量、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为把我市建成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

　　党更加成熟的标志

　　广州市社科联主席　李明华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献。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当前复杂的世界格局中，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深刻转折的关键时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一个事关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全面迈向小康社会的时代课题。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执政55年，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人民生活在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跨越。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这一方面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开拓了顺利的局面，同时根据国际社会的经验，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意味着社会将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发展时期。我国当前的情况也正是如此。26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有了高速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社会矛盾，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三农问题、下岗问题、金融问题、腐败问题等等，都凸显出来，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酿成突发事件和社会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正确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向，绕过激流险滩，化解社会危机，平稳、健康地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发展，成为当前的头等大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居安思危，审时度势，以清醒明智的思路和高瞻远瞩的气魄，向全党提出了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伟大工程，标志着党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更加成熟、更自觉地与时俱进的新的历史时期。

　　科学发展观的推进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刘卓红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课题。我认为其意义是重大的、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是对历史上我党执政经验的全面总结体现，在当前对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更体现在未来对中国社会生活将可能发生的深远影响。

　　《决定》的精神，是十六届三中全会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延续，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和推进。在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5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解决好如何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而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就是解决如何执政，怎样执政，为谁执政，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具体表现为，二者都是为更好地建设一个全面发展、和谐社会的目标服务的，执政能力建设落实到在实现这一目标时，具体回答了如何加强培养党的干部具备实现小康和谐社会的能力和素质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的根本也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评价党的执政水平高低的标准是人民群众，提高执政能力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显然，二者作为全新的治国理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决定》提出的关于执政能力建设，是实现政治文明的先声，是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这是《决定》的最为深远的影响。从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容来看，中央把其概括为5种能力，这5种能力既是个体的又是整体的。党的整体能力取决于党的体制和机制，包括执政、决策、监督、人事等，而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核心问题。《决定》中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十二个字，不仅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任务，而且明确了执政的本质，那就是坚持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民主与法制是实现政治文明的两大内容。二者的高度契合，体现了推进执政能力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一致性。

　　和谐广东的思考

　　南华工商学院教授　易江

　　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广东省提出了和谐广东的思路。这需要我们从多角度进行深入的思考，把握和谐的真谛，研究广东的实际，以实现和谐广东的目标。

　　一、文明基础的和谐

　　文明基础有三种类型：1、地表基础，如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就是建立在草原和耕地的基础上，因此需要我们保护草原、保护耕地、视生态为生命；2、地层基础，如铁矿、石油等矿产资源，是工业革命的基础，需要我们合理开发，综合利用，循环使用；3、海洋基础———海洋通道的建设，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海洋资源和海底矿产资源。广东在这三个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二、与地缘关系的和谐

　　地缘关系有四个方面：1、互补性，如广东的农产品含水分多，因此给缺少水的地区和国家提供含水量高的产品。广东可以购买热带地区的速生植物，以补自己的不足，实现互补；2、交往性，通过河流、道路、海洋的航线，实现地缘关系的和而不同；3、结构性，打破省域局限，与周边的区域和国家建立产业链，实现上、中、下游产业一体化；4、共生性，使具有地缘关系的人群认识到大家同在一条船上，共生共进。如卢森堡虽是内陆的国家，但通过欧洲共同体的发展而发展。

　　三、发展进程的和谐

　　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考虑五个要素：1、政治学角度———明确经济建设型和公共服务型的区别，政府职能是公共服务型，主要是摆脱威胁、摆脱贫穷和建立法治；2、发生学角度———实现锈带区域（如东三省）的产业转型，温带区域（如沿海一带）的大进大出的优势发挥，禀赋区域（如山西的煤和大庆的油）的资源优化与可持续性发展；3、心理学角度———从追求财富走向追求幸福。认识四大优越感即：经济优越感、组织优越感、信息优越感和区位优越感对幸福的影响；4、行为学角度———把握文化、习俗、文明对人的影响；5、经济学角度———分析劳动国际化的回报率，一般说来，商品销售价中有2％回报给加工者，8％回报给管理者，16％回报给分销者，设计者和投资者分别有20％和21％的回报。中国的劳动者集中在加工档次的回报率不高，需要我们不断提高劳动档次，以实现和谐发展。

　　结构转型呼唤和谐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段华明

　　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结构转型时期，这是改革的攻坚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这一时期是改革取得较大成果的时期，也是社会阶层激烈分化的时期，整个社会结构中出现了若干个阶层，这些阶层都有了自己特殊的利益和获得这种特殊利益的特殊渠道，产生了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改革面临的主要约束条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就整个改革进程来说，利益矛盾最尖锐的是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深化改革的关键，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并且让人民群众不断得到改革的实惠。因此，执政党要合理协调利益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会使一部分人诱发对旧体制的眷恋情绪。这种眷恋情绪一旦蔓延开来，很可能同改革初期由于改革深化和不断取得成效而沉寂下来的极“左”思潮相结合，从而成为影响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使改革的舆论环境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势。

　　二是各阶层的代表不可避免地会提出它所代表的特殊阶层利益的理论表达，使改革决策的理论环境趋于复杂，以致影响到决策，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协调之外，额外地增加了思想理论层面的协调负担。

　　三是由于改革处在攻坚阶段，旧体制遗留下来的矛盾、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各项改革措施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统性非常明显。改革的成本增大，使得改革难以一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就容易使人们总感到现行的改革措施不过瘾，产生激进情绪。

　　四是这个期间一般都是经济的开放度达到很高程度的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碰撞十分激烈，操作不当，就会出现全盘西化，或者出现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所以，结构转型期的改革，已经不单单取决于经济本身，不单单取决于经济体制本身，它已经使改革成为一个全面建设新体制的创新时期、创新工程。整个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不能协调、稳定地渡过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危险在于，在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出现的社会失调。对我们执政党来说，那是非常严峻的，真正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因此，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高屋建瓴的积极应对，意义不容低估。

　　民主执政　科学决策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张先贤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把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民主执政是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前提和基础，而要民主执政，就必须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发展民主政治，才能顺应历史潮流。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要求，我们党也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发展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在我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即“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发展民主政治，才能实现科学决策。《决定》要求“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并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或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以及同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等重大决策过程的民主方法作出规定。按规则和程序决策，本身就是民主决策的题中之义。重大决策及其实施，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重大决策是否科学，是执政党得到或失去人民群众支持的敏感问题。我们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注重决策民主化，避免和减少重大决策的失误，这是密切党和群众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实现重大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尤其要发挥好人大和政协的作用。民主决策是民主执政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科学认识群众路线

　　广东商学院教授　张书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这三个贯穿着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问题。那么，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决定》中虽然有“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等想把群众路线纳入民主政治轨道的新提法；但要深入理解和贯彻《决定》的精神，还需要理论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阐释。

　　中国历史上留给我们的民主资源不多，我们可资利用的最为宝贵、最有社会基础的无比宝贵的资源之一，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独创的群众路线。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与当前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对群众路线的传统理解还印刻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研究以及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的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新观念，并转变成人们理性、有序的政治行动。对我们党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进行与时俱进的新的解读和阐释，将这一无比宝贵的政治资源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轨道，提高到能够合理安排社会与国家、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民主宪政制度的高度，对于避免重蹈以往非制度化的“群众运动”和非国家化的“革命造反”的覆辙，提高我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时代意义。

　　“和合”精神促和谐

　　星海音乐学院副教授　王少明

　　我认为，对中国传统“和合”精神进行创造性诠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和合”精神可解读为融合冲突即“融突”精神，是在不同中求“同”、求“通”的精神。它在境界层面表现为“四和”：即“天和”、“地和”、“人和”、“己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也必须要讲这“四和”。

　　首先是“天和”。“天”在传统文化中有各种解释，我在这里解释为国际间不同文明冲突的大气候。在这种大气候下，我们党必须有融通六合的襟怀，在不同文明的冲突中找到化解之道；其次是“地和”即自然之和。现代社会，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们党早已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来解决这一冲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此又作了进一步强化；再次是“人和”。广义上的“人和”包括人与社会以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之间互相协调发展，其中利益关系的调节是实现这些和谐的关键所在；最后是“己和”。即指人与自己心灵的和谐。现代人由于对外在财富的追求君临于内在心灵追求之上，物性追求的空间大了，自性或心性的空间小了，其结果反而找不到幸福感。就像古人所言：“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提倡“己和”精神，乃是消除人与心灵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文化策略。

　　加强思想理论修养

　　广州大学教授　高家方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所依赖的一个前提，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全党的思想理论修养。

　　首先，五方面执政能力的提高，要求加强思想理论修养。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方面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必然依赖于对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理论的学习、研究与探讨，离开这些相关的理论修养，就谈不上相应的实践能力的提高。

　　其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求加强思想理论修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学说体系，它的生命力就孕育在不断的历史实践中，就依赖于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不断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和观点。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不仅不能离开现实的实践，也不能回避对作为人类实践总结或反映的当代世界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各种思想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批判与改造。

　　因此，要在全党开展一场旨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各种思想理论的学习运动。要广泛学习和借鉴各种理论知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具有代表性、权威性，成为扬弃“一切声音”之后的“最强音”。

　　必须重视执政绩效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王金红

　　根据对《决定》的解读，笔者发现，《决定》蕴涵着一项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应当在抓好执政绩效方面下功夫，把提高党的执政绩效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将执政绩效纳入执政能力建设的范畴，才能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找到现实的落脚点，才能为我们准确评价党的执政能力强弱、执政水平高低提供客观的依据。因此，执政绩效应当成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相关因素。

　　绩效理论注重从政府或公共组织的实际业绩以及社会效应来评价其组织能力、价值与功绩。由于绩效管理能够有效地将组织的目标、制度和理念同组织的能力、价值和功绩有机结合起来，因此，绩效管理成为现代公共管理中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执政党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公共权力组织，无论是从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来看，还是从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执政绩效都是政党治国理政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什么是执政绩效呢？所谓执政绩效，就是政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实际业绩以及社会效应。根据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结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有关内容，我们可以把党的执政绩效所包括的具体内容概括如下：

　　第一，政务绩效。政务绩效是执政党推行国家政务、领导国家政治生活方面具有的实际业绩和效应。执政党如何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将政党意志经过法律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形成有效治理国家事务的法律规范，是政党政务绩效的重要内容；同时，执政党如何通过自己所领导的政府，贯彻执行自己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处理好国家的内政、外交、国防等政治事务，是执政党政务绩效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决定》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自己的执政追求，体现了对政务绩效的重视，为实行政务绩效评估提供了客观依据。

　　第二，社会绩效。社会绩效是执政党在干预或引导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实际业绩和效应。社会绩效包括执政党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协调稳定发展的实际成效，促进社会利益分配、利益协调的公正性，促进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完善，增进社会福利和人民福祉，保证社会自由和自治权利。《决定》将驾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浓墨重彩地描画了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图景，体现了执政党的社会绩效追求。

　　第三，党务绩效。党务绩效是执政党管理党的内部事务、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所具有的实际业绩和效应。党务绩效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党风建设方面的实际业绩和效应。《决定》在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目标中，明确阐述了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还从思想理论、干部人事制度、班子建设、组织建设、组织与领导原则、工作作风和廉政勤政七个方面概括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评价党务绩效提供了基本的指标体系。

　　执政理论的重大创新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余少波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充分体现了党的执政理论的创新。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政党学说的角度来看，仅就党的执政理念而论，就有多方面的重大创新：

　　向“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转变，由“无限权力”转变为“有限责任”。当我们处于执政地位，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时候，国家的社会性、人民性就凸现出来了。政府的组织与管理、协调与服务这些公共职能已成为最基本的职能。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中，党和政府拥有“指挥一切”、“包揽一切”、“包办一切”等“无限权力”，这完全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与现代市民社会的需要。《决定》对加强五种执政能力建设的详尽阐述，突出解决在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做到“科学执政”的问题。

　　向“法治”的转变。《决定》明确提出“依法执政”，并有一系列的可操作性的措施与形成相关机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切实转变执政思维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吴灿新

　　认真学习领会《决定》精神，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要牢固确立“执政党”的理念，切实从革命党的思维工作模式转变为执政党的思维工作模式。

　　从革命党的思维工作模式转变为执政党的思维工作模式的出发点，体现在党的社会基础上。在革命年代，我们党面临着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确定自己的社会基础。而我们作为执政党，其思维工作模式，就是把执政的社会基础放在全体公民上。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巩固和加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从革命党的思维工作模式转变为执政党的思维工作模式的基本点，体现在党的利益代表上。作为执政党，必须是全体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必须是整个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者。

　　从革命党的思维工作模式转变为执政党的思维工作模式的关节点，体现在党的执政方式上。群众运动，人民战争，是我们革命成功的法宝。但作为执政党，必须坚持民主和法治的执政方式，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从革命党的思维工作模式转变为执政党的思维工作模式的重点，体现在党的工作重心上。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心是武装夺取政权。作为执政党，却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　彭澎

　　执政党的能力直接体现为政府能力，政府能力的强弱是执政党能力的强弱的反映。因此，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很大程度上要在行政体制改革上下功夫，这也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的重要内容。

　　一、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政府能力的强弱关键是看其效能，即要以最低的行政成本产生最大的行政效率。为此，必须形成良好的办事规则，设计科学的办事流程；必须强化行政人员的责任感和效率意识，形成健康的行政文化；必须在厉行节约上做文章，以“企业家政府”的管理理念建立行政成本意识。

　　二、整合行政资源。执政党通常掌握了社会的主要行政资源，政府能力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第一线。执政党整合行政资源的主要过程就是充分调动政府的积极性，发挥各级、各地区政府以及政府各个部门所掌握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行政力量，实现行政目标，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点，涉及面广，为了避免以往历次行政改革成效不彰的教训，必须进行总体研究，以形成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的执政局面。

　　完善行政领导体制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吴智文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不断完善各级公共行政领导体制。

　　领导体制是作为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组织系统进行决策、指挥、监督等领导活动的具体制度或体系，它以严格的制度来保证领导活动的完整性、一致性、稳定性和连贯性。它的核心内容是用制度化的形式规定组织系统内的领导权限、领导机构、领导关系或领导活动方式。领导体制是公共行政组织系统的灵魂，是领导制度贯彻和执行的客观机制，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建立关系、发生作用的桥梁和纽带，是领导活动借以实现的工具。

　　领导体制可以把分散的个人和独立的组织联合起来，使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形成一个系统的体制，使之产生整体效应。可以借助领导体制把个人行为并为组织行为，运用一系列科学方法，达到公共行政管理的目的，并通过领导体制的科学化，防止和铲除官僚主义。实践证明，公共行政领导活动民主化和高效化，必须从体制入手，才能保证领导活动的科学化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提高公共行政效率。

　　正确处理六大关系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　杨长明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几个重要关系问题。

　　1、党政关系。必须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切实做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

　　2、党群关系。人心向背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衰的根本因素。面对新时代的国际环境、国内形势和党的自身发展状况，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问题。

　　3、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执政党与其他政党要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积极吸收其他政党的反映民意的主张，并在执政中接受其他政党的监督。

　　4、党内关系。既要搞好党的组织建设，又要提高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

　　5、党的根本领导体制与具体工作机制的关系。党的根本制度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但具体工作机制如党政关系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等有待进一步完善。

　　6、党的立法与执政、监督的关系。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必须做到立法、执法与监督的有机统一，要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落到实处。

　　落实科学发展观

　　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郭艳华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而这种发展能力的提高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和自然的统一，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突出强调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还要把发展的视线更多地投向社会和自然系统，投资于社会和自然系统，使社会和自然系统能够随着经济系统的快速增长而实现应有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使三个子系统能够呈现一种最佳耦合状态，才能使发展达到最优化，而单个系统的快速增长并不能保证巨系统的最优化。

　　科学发展观是开放的发展观，因此必须树立更加开放的观念。目前，广东省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因此，必须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的能力，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