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打油”及郭沫若翻新

　　1943年2月，剧作家于伶的37岁生日那天，当时包括夏衍在内的文艺界朋友，去吃重庆有名的“毛肚开堂”。在席间，一生几乎不写诗的夏衍，用于伶所作四个剧本名，连嵌起来做了一首诗（夏衍谦称为“一首十足的打油诗”）：

　　长夜行人三十七，

　　如花溅泪几吞声，

　　杏花春雨江南日，

　　英烈传奇说大明。

　　诗中所嵌的剧本名分别为《长夜行》、《花溅泪》、《杏花春雨江南》、《大明英烈传》。

　　诗成第二天，就被郭沫若看见了。郭沫若称赞“嵌合得很自然，情调既和谐，意趣也非常联贯”。但郭沫若同时认为，这首诗“情趣太消极，差不多就像是‘亡国之音’了”。在当时抗战的背景下，于伶、夏衍等人当然在精神方面都是积极进取的。可为何出笔一下子就成了这样的情调了呢？带着这个问题，郭沫若开始了一番思考。他认为两个方面原因导致了这首诗歌的低沉调子。一是字面，譬如“长夜行”、“花溅泪”，都含有中国传统文化中较为悲戚的意思；“大明英烈”云云，字面上总给人联想起明末悲烈遗事。以这样的字眼，便如“菜花、豆苗、蘑菇之类的东西便只能做出一盘素菜一样”，这是导致此诗低沉基调的影响因素之一。

　　再，郭沫若认为是旧的“七绝”形式，对作者有所限制。所以出现了旧的形式中常有的悲凉调子，成了被形式决定了内容的产物，故而写出了与作者意识不一致或相反的东西来。

　　郭沫若的这些分析，说明他深谙诗歌艺术之道。提出的问题有极可玩味的地方。郭沫若由夏衍诗看到了“形式决定内容”的作用，但他却乐于打破常规，来对此诗翻新一下：

　　大明英烈见传奇，

　　长夜行人路不迷。

　　春雨江南三七度，

　　杏花溅泪发新枝。

　　几乎同样的题材和用字，同样的七绝形式，郭沫若将原诗那种消极的情调削弱了。按郭沫若自己的说法：“含孕有一片新春发岁，希望葱茏之意。”

　　由此引申，郭沫若写出了一篇短文：《人做诗与诗做人》。在文中，他强调：“我在这儿发现着：文字本身有一种自律性，就好像一泓止水，要看你开闸的人是怎样开法，所谓‘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他甚至由此联系到人：“人的一生，特别是感情生活，约略也是这样。一个人可以成为感情的主人，也可以成为感情的奴隶。你是开向生路便是生，开向死路便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