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纸上看到了北方昆曲团要在长安戏院演出《牡丹亭》，早早就去买了票。心里有思想准备，昆曲在北京远不如歌星或笑星的演出那么热闹得爆棚，但到剧场一看，比我想像的要好，人很多，特别是年轻人不少，一打听，不少是戏曲学院的学生，不知是有票还是没票，演出开始了，他们（也许不仅他们）还在乱找座位，人影绰绰，第一折“训女”基本没有办法看。
说来惭愧，这是我有生以来看的第二场昆曲。第一场是两年多前在台北看的江苏昆曲团演出的《钗钏记》。竭力劝说我看那场戏的龙应台对我说过，《牡丹亭》当是昆曲中最美的，更能够体现昆曲的特色和魅力，便想一定要看。等了两年多，杜丽娘和柳梦梅终于在姹紫嫣红中翩翩向我走来。
与我仅仅看过的一场南派昆曲相比，北方昆曲团的演出似乎在布景的处理上多了浓郁的色彩，剧本的删繁就简更大刀阔斧一些。至于表演，我不大懂，却一样赏心悦目，特别是梅花奖得主魏春荣扮演的杜丽娘，游园惊梦中载歌载舞，裙裾飘逸，长袖舒卷，无论唱工，还是做派，都是那样的气脉贯通，诗意盎然，足令天雨花，石点头。“拾画叫画”中，杜丽娘和柳梦梅一段人鬼情未了，在小小的舞台上，没有任何的道具，只有音乐、唱段和舞姿，演绎得是那样情深意切，出神入化。
我一边看，一边不住佩服汤显祖，四百多年以前编的戏，一点不输于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能赶得上杜丽娘和柳梦梅吗），现在谁又能够赶得上？说是古典的，现代的玩意儿，比如象征、写意、诗化，乃至心理刻画中的意识流，上天入地的无技巧剪接，一一在里面都能够触摸得清晰、鲜活而生动。就是你一句唱词也听不懂，你只要知道这是一出渴望爱情而使人变成鬼，在爱情的感召下重新赢得了生命的戏剧，你就一定能够看得懂。杰出的戏剧，就是有这样的魔力，那是一种能够迅速链接起人们心灵而无须翻译的世界语。
同时，我也在悄悄地想，如果把这出昆曲改编成话剧或歌剧行吗？改成话剧是肯定不行，不要说汤显祖那唱词中的韵味会大打了折扣，就是许多人鬼之间写意的东西，也容易在话剧中水土流失。改为歌剧就成吗？也难说，歌剧中或许能够保留着昆曲中原有唱腔优美的东西，但杜丽娘那种舞姿翩翩就难以有淋漓尽致的体现，而杜丽娘那种芭蕉叶上雨、芍药梢头风一般的载歌载舞，如写意的水墨画一样，晕染着整个舞台，恰恰是昆曲中独一无二的呀。也许，只有音乐最合适表现它，已经有了一首闻名世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如果再有一首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牡丹亭》，肯定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在艺术的选择问题上，从来都体现着艺术家、观众和社会所共同构成的艺术趣味和价值标准。在一个浅薄得如同一支火炬冰激凌入口即化的小品和流行歌曲走俏的现实面前，年轻人对昆曲的冷漠，是必然的，却也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作为和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最古老戏种中的一种，昆曲是唯一硕果仅存的。说它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一点不为过。已故的戏剧家陈白尘老先生曾经愤慨地说过的话：“中国大学生都应该以不看昆曲为耻。”现在的大学生都以不看托福教材为耻了，真是风水流转，再也难以出现为梅兰芳和俞振飞联袂演出昆曲不惜花一条黄金买一张门票的壮观了。
昆曲就是现在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许多我们民族带有根性的东西，都从这样的镜像中飘落散佚，拥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我们，常常在许多方面变得已经没什么文化。似乎是为了给我这种想法注解，在演到“拾画叫画”的时候，我身边的手机突然像是被踩着尾巴似的惊叫了起来，因为正在杜丽娘的一唱三叹的唱段中，那声音显得不那么和谐，却使得《牡丹亭》有了意外的一种间离效果，似乎是古代和现代、内心诗意的表达和数字化直白的宣泄，完成了无意却有趣的对比和拼贴。想想在《牡丹亭》中有这样的唱词：“有风有化，宜室宜家。”那是陈最良老儒对当时年轻人的训诫，却像是为今天编好的一样。如今的小资们的有风有化是表现在去宜家买家具，去星巴克喝咖啡，去哈根达斯吃冰激凌，能够有空来看一眼昆曲的已经很不错了，就不能够再怪他们的手机了。
戏结束了，我身边的年轻人正在忙着或是打手机或是发短信，顾不上掌声中仅仅一次的谢幕。我还在鼓掌等着演员的再次谢幕，但那幕布再也没有打开，一会儿的工夫，观众已经走了大半。我还是忍不住和在台北仅仅看过的那一次昆曲做对比，响亮的掌声中，演员谢了一次又一次幕，观众迟迟不肯离去。据说，上海昆曲团在台北演出《牡丹亭》的时候，全场轰动，掌声更是热烈得让演员根本谢不了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