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建设者”杨云标：让农民有尊严有微笑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让农民有更多的尊严和微笑，这是杨云标及越来越多的“新乡村建设者”的目标，但对于杨云标来说，这个目标却如此可望而难及

　　本刊记者文晔

　　9月21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村西头的田埂上，一个孤独的身影。在这里，杨云标享受着难得的清静。

　　刚刚过去的是一个喧闹的夏天，几十名支农大学生来到他的家——三合镇南唐村。这个离安徽阜阳市区不过20多公里的穷村，已经成了国内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研究的一个焦点。推动这一切的，就是这个年轻农民。

　　杨云标的四周是收割后的玉米田，干枯的玉米梗横在田里，极目四眺，可以看得很远。在过去的6年里，他每天清晨都要在这道田埂上跑步，最近，他不再奔跑，放慢了脚步。“虽然很安静，其实心里很乱。”这个新乡村建设者说，他从未曾像现在这样迷茫和脆弱过。

　　“走上为民维权的道路，我从没后悔退缩过，而如今，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我反而觉得失去了力量。”因为要“沉下来”反思，杨云标把每天早上的跑步改成了散步。眼前的乡村景色其实很美，秋天尚未到来，对他却“已是萧瑟的开端了”。

　　他的过去——愤怒着维权

　　新乡村建设的种子，是从愤怒中发芽的。1998年杨云标从法律专业大专毕业，从西安回到家乡，嗅出了乡间的破败颓废之气。

　　在这个人均只有一亩地的贫困村，农民每年负担居然达到了三四百元，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田间只剩下妇孺和老人。虽然干群关系紧张，但人们默默忍受，甚至连领取汇款，都要被盘剥5块钱。

　　25岁，他说自己“当时特别容易愤怒”，就写信到阜阳市颍州区反映“乡村干部加重农民税费负担，工作作风恶劣”。不出几周，村镇干部就开始给他“穿小鞋”。

　　27岁，他挨家挨户找村民们谈维权，在他收集的签名本上，密密麻麻地盖着300多人的红手印，这些按了手印的村里人又集资1000元，让杨云标和村民唐殿林从邻县绕道上了北京。国家信访局、农业部信访室、中纪委信访室、公安部信访室，那些高门槛上的小窗口让他们感到无望。

　　最终，杨云标一个人走到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安徽农民告官”的牌子，短短的2分钟竟是如此漫长。

　　“我曾经四次上访，为反映问题穷尽了一切可能，因为找不出放弃的理由，所以一直坚持”，被遣送回家后，杨云标仍然将写着“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信访办”的信件，以10天左右一封的频率从南唐村投递出去。

　　2000年10月，连杨云标都不知道是哪封信起了作用，省委督察室派员来到三合镇。几个月后，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共挪用贪污7万多元，集体被撤职。

　　声名大振之后，杨云标不得不面对更多问题。

　　不同于村里其它人家，杨云标家没有围墙，维权取经，或法律咨询的农民来了就往场院里一坐，有时他还要招待他们吃住。杨云标说，“他们都是受伤害的人，我只能尽力帮忙，从那时起，头发就一把把地落。”几年时间里，他帮他们写的材料已经可以用扁担挑，而人也开始谢顶。

　　在太多的苦难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那么小，他试图改变。

　　“农民个体维权效果小、成本大，而集体维权则更理性、更有建设性。”2001年3月份，杨云标将“三合农民维权协会章程”的初稿草拟出来，给各个村的维权骨干电话，5个村的20多人午夜来到他的家开会，决定成立“农民维权协会”。

　　根据章程，他们的维权行动严格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做违法的事”。虽然多次向民政部门申请，该组织至今没有获得批准，但在村镇干部眼里，维权的力量已经拧成一股绳。

　　“三合镇政府的脸色好看了”，“扶贫款发到手里了”，“打人的村干部被法办了”，村民们谈到这两年的变化，“维权协会”的震慑作用功不可没。

　　“我已经不再愤怒了，也不再针对哪个村干部了。”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维权积极分子唐殿林高票当选为主任，杨云标则被选为村会计。从“在野”到“执政”，他看问题有了新的角度。

　　现在，杨云标想要和他的邻居、被拉下马的原村委主任修好，因为他要改变的是“个案背后的东西”，而不是让哪个干部下台那么简单。

　　他的理想——微笑着建设

　　为了有个合法的组织，2004年9月20日，杨云标又到市政府去“求人”。农委领导翻看着“三合兴农农村合作社章程”，对其中内容不置可否，杨云标从南唐村赶来用了1个多小时，干部只和他交谈了5分钟。

　　他试图说服政府，不同于“农民维权协会”，这是一个以经济活动为主的全新的民间组织，但那位领导似乎只对成员花名册关心。杨云标担心，“一看还是过去维权的梁山好汉，他们恐怕得起戒心。”

　　相对于“农民维权协会”，“三合兴农农村合作社”不仅是名称的转换，杨云标一再强调：“以前我们主要是在做对抗性的维权，现在则更多的是在从事建设性的工作。我想让农民的生活得更有尊严和更多微笑。”

　　在杨云标领导的这个小圈子里，农民们的确得到了尊严和微笑，但是仅此而已。

　　21日，“三合兴农农村合作社”在南唐村活动室开例会。杨云标带着40多个从田间赶过来的农民们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一曲唱罢，话匣子就打开了。

　　这里没有家长里短，也不是对村干部的控诉大会，农民们讨论的，是如何关心其他成员，怎样集体卖种子化肥，以及这个民间组织的未来。最后，文艺队队长还主动给大家唱起了自编的《税费改革好》。

　　为了分享这里短暂的温暖，76岁的唐秀珍老人从早上6点就出发了，她赶了30里路，走了近4个小时。中午，她又急忙顶着日头往回赶，“玉米还在田里没有收”。

　　这种“以文艺促进参与，以参与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互助，以互助促进发展”的思路，是杨云标几次到北京与专家商谈的结果。不过，这个思路在现实中常常碰壁，2003年8月，南唐村“老年协会”在支农大学生的帮助下成立了，被请来看演出的镇干部突然跳了起来，中途离席。后来证实，他来参会之前受过警告，只要有人一提什么协会，就马上撤离！

　　没有财力，也没有政府的支持，杨云标勉强捍卫着“尊严”“微笑”的阵地。他们组成文艺队，用广告布做成的演出服到各村去巡演；他们到城里去批发化肥种子，回村以成本价卖出；他们自己颁发“新乡村建设奖”，用暖瓶作为奖杯。

　　他的现实——生活的窘境

　　2002年8月，在“中国乡村建设论坛”上，杨云标作为惟一的农民代表上台发言。

　　在乡村建设者中，温铁军等人在河北定县兴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几位北京学者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兴办小额扶贫贷款、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等地设立扶贫项目……土生土长在农村的杨云标,是其中最具草根性的新乡村建设者。

　　他说，“我跟温老师他们不同，他们是开着车，拿着机构的钱，从外面推动乡村建设，南唐村没有什么支援，只能依靠内在的力量。”

　　走进他的生活，记者才明白，“内在的力量”意味着自我牺牲，这剥夺了他自己的“尊严”和“微笑”。虽然院子里堆着金灿灿的玉米，地上晒着芝麻，但这个家依然有点凄凉。两张长凳，一张方桌，一览无遗！

　　作为村会计，每月200元是他惟一微薄但固定的收入，但这笔钱已经有2年多没拿到了。无论是盖房子，还是买电视，贵重家当没有一件是他挣的，甚至连老母亲卖猪的钱都被他拿去搞活动了，一谈到这个他就很愧疚。

　　9月20日，杨云标穿着一双磨破了底的鞋到去看望一位住院的村民，还带去了礼物。回家以后，他妈疑惑地问他怎么没买鞋，他含糊地说，“这双鞋还能穿”。在和贫困做斗争的时候，他这样小心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今年7月，刚上任不足10天镇党委书记来到杨云标家，他明确表态：“你们所做的，有思想，有主题，符合趋势值得推广。”这是杨云标6年以来第一次得到官方的明确首肯。光明似乎就在眼前，这位实践者却不得不停下了前行的脚步，他“生命中的奇迹”走了，这让他感到突然失去了力量。

　　那个与他相随9年的城里姑娘，最终在今年夏天离他而去。她的最后一个要求是让他进城，但他没答应，把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也回绝了。

　　城市很远，他没有勇气去找她，路费也是一个问题，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不是要坚持留在这里，坚持这种完全投入的工作方式。清晨，村民们默默注视着这个田埂上的独行者，他们知道他的难处。

　　9月21日晚，母亲说起秋收的活儿很重，杨云标放下筷子，难过得吃不下饭。22日，北京有个中加合作项目请他参加，为了给脆弱的“合作社”寻求支援，他不能不去，而秋收只能靠年迈的父母了——这就是杨云标真实的生活，在挣扎中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