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穗文摄影张春华
10月12日上午9时多，汕头市汕樟小学，61岁的一年级学生刘楚云正端坐在一年级教室最后一排的座位上，聚精会神地听语文老师讲课。快下课了，老师在黑板上布置作业，一时间，课堂上响起了一片翻动本子的哗哗声，刘楚云一丝不苟地抄写着课后作业要求，碰上不明白的地方，8岁的同桌陈琪琪不时侧身指点着。下课铃声响起，已在一年级教室里上了两节语文课的老人收拾起自己桌上的学习用具，脚步轻快地跨出一年级教室大门走进学前班教室。在她的身前身后，总有小同学在大声地和这位祖母级的同学打招呼，尊称她为：“老姨”。1943年出生的刘老姨，出身于裁缝之家。11岁那年，她和同乡7个要好的女孩一起上学了，上完一年级以后，8个人就“分道扬镳”了。刘老姨对记者说：“我们8个人的生活道路从此就变得不同了。有4个女孩坚持学业，她们后来都成了老师，而我和另外3个女孩辍学了。”当年走出一年级的教室门，刘老姨就和剪刀、尺子、布料打上了交道，与学校一别就是50年。刘老姨还告诉记者，因为不懂普通话，每每在一些场合她成了哑巴和聋子，这常常让她“如鲠在喉”一般的难受：因为不懂普通话，与上门定做衣服的外地顾客只能靠打手势交流；因为不懂普通话，当年她办服装剪裁培训班时，把很多慕名而来的外地学员拒之门外；因为不懂普通话，外出购物，遇上听不懂潮汕话的售货员，大家咭哩呱啦谁也不懂对方的意思，让人又恼又无奈。退休后，在晨练时与来自外地的老年朋友无法交流。“一直以来，我始终觉得不会听和说普通话是我的人生的一个缺憾。以前是因为忙于养家糊口，没有时间学。现在我是老了，可我有时间了，就想上学。我知道普通话在我国是通用的语言，我还想到外地去走走，去北京旅游看看，我可不想再当‘哑巴’和‘聋子’，让同去的朋友给我当翻译。”这些年，刘老姨从没有放弃这个学习念头，“我到处在找以普通话与潮汕话相结合的教材和磁带，可书店里没有；我也试着跟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学说普通话，可我年纪大了，舌根硬了，每次很难绕过来，孙子总大声嚷嚷，‘奶奶又说错了，奶奶又说错了。’我对他说：‘说错了，你就再教嘛。’为此，女儿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从拼音开始学。”今年暑假期间，刘老姨无意中发现，就在她家附近开设的民办汕樟小学正在接受秋季新生的报名。在暗自把学校的招生简章揣了10天后，在“想去问，又怕人家笑话我”的犹豫矛盾中，迫切的求学渴望使她终于鼓起勇气向校方提出了报名的请求。
按规定，公办小学一年级接收的入学对象是适龄儿童，而民办学校则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学校的负责人王主任被老人的求学精神所感动，决定破例收下这位祖母级的小学一年级新生。9月1日，刘老姨终于与一群六七岁的孩子一起如愿背起书包成为汕樟小学一年级新生。根据刘老姨特殊的学习目的———学好普通话，学校允许她任意选修各年级的语文课。开学以来，刘老姨从零开始，先学拼音再学短句，在一、二年级和学前班的语文课堂上经常可以看到她穿梭学习的身影。每逢低年级的学生上语文课时，刘老太一定会准时出现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座位上。这位年过花甲却精神矍铄的老人戴着老花眼镜，与那些奶声奶气的学前班同学一起有板有眼地学念拼音字母“a、o、e、b、p、m、f……”；她费力地咬准每个发音，跟着稚气十足的一年级新生说着课本上的短句“我爱北京天安门”。课余，记者与刘老姨交谈起来。她感慨地说，“年纪大了，记忆力确实大不如前。上课时，老师讲的知识，我的那些小孩子的同学，一下就学会了，还能说得特别快，可我总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背诵下来。”自从上学以来，刘老姨原本轻松的生活一下就变得紧张起来，不过她还是把家务活、晨练和上学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清晨5点起床，6点出门打太极拳，回家路上顺便到菜市场买好一天的菜。学校就在她的家对面，回家放下菜篮，吃完早餐，8：30分，她必定准时背上书包上学去。每天上午4节课，下午2－3节课的跟班学习，常常让她感到精疲力竭。她说，幸好，家里儿女都很支持，最紧张的午餐时分，他们会帮着一起做家务。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刘老姨有了初步的收获，她说：“汉语拼音的3个表我都能背下来了，接下来我一定要学会组字、组词的拼音。”而刘老姨一年级的同桌陈琪琪则告诉记者：“刚开学时，我还以为她是来教我们的‘老’老师呢。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来上学的。老姨不像我们上过学前班，一开始有好多拼音字母不会读。下课了，她不会的，我就教她，她一边跟我读，一边记在本子上，可认真了。现在，她可以用普通话说出一些简单的会话了。”在老人家的心里有着一个异常清晰的信念“活一岁，学一岁；活一天，学一天。”可对于自己为了学好普通话花甲之年重返校园学习一事，她却一直守口如瓶，讳莫如深。她说，自己上学这个事在朋友间小范围传开后，或赞或贬都让她有些困扰。即便如此，她却没有弃学的念头，她说，“从前，我没有时间和机会学好普通话，现在虽然我的年纪大了，但只要我活一天，活一年，就不应该让以前读书的理想成为自己一生永远的遗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