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周国知的哥哥，在弟弟最后的日子里，我一直陪伴着他。
2003年6月9日下午，我正要去上班，一开门，看见弟弟国知站在门口。他一只手按住腹部，一只手撑着门框，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大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在家里睡了3天，到乡医院打了几瓶吊针，还是不行……书记和乡长硬是要我到城里来做检查。”
第二天一早，我就陪他到了县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我：“你弟弟已经是肝癌晚期，他的时间恐怕不多了！”这句话好像晴天霹雳，让我半天说不出话。
刚住院几天，他就闹着要出院，我不准，他求我说：“大哥，我也没想到要住院，走的时候工作没安排好，福利院的煤不多了，仓库里还有几十床棉絮要晒。你不准我回去，那我就只有求你，帮我跑一趟椿木营，给福利院把过冬的煤买足。另外，还请乡里的黄书记安排人把棉絮晒一晒。”
8月31日深夜，被剧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弟弟，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得的肯定不是肝炎，大哥，跟我说实话，我到底是什么病？”我知道再也瞒不住了，就哭着把实情告诉了他。大约静了一分多钟，弟弟说话了：“大哥，既然你们早就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还要送我住院，这不是白花公家的钱吗？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明天我就要回家！”
那一夜，我们弟兄俩都没有睡。当时，弟弟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开始给我交待后事：“大哥啊！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有几件事，你一定要帮我做到。首先要感谢党委、政府对我的培养。我死后，你要让我的孩子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个好人，没有做对不起群众的事，没有给党丢脸，要教育他们永远跟党走。你还要代我感谢民政局的领导和同志们。碧秀住院期间，他们救助了1000块钱，我住院时，局领导又集体来看我，我是一个普通的民政干部，花了国家那么多的钱，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9月26日国知临终前，他要亲属把他扶到火炉边的椅子上半坐着，他紧紧抓住妻子的双手，十分吃力地睁大眼睛，目光在亲人们的脸上移来移去，他在尽力地记住我们，也尽力地想让我们记住他那些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情。
《人民日报》 (2004年10月20日 第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