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也可以不教条

　　蒙木

　　或者百年不遇，或者天不吝才，这是思想史上很有意味的现象。例如汉唐盛世，歌舞楼台，思想却遭遇了连年大旱，再例如春秋战国、魏晋、北宋中期、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独创性的思想大师一堆堆像雨后的蘑菇。值得探寻的还有，思想也体现了明显的区域特征，例如战国的楚，北宋中期的洛阳，民国的浙江等正所谓人杰地灵。这样，知人论世地认识一个思想家，就需要了解他的交游、时代和生他养他的地方。

　　欧美也大概是这个样子。给我们一般的印象是德国出思想，法国出文学，西班牙、意大利出画家，美国出摇滚和民谣。但是，法兰西在思想上有两次盖过了德意志的风头，一次是大革命前的启蒙思想，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一次是这20世纪的下半叶，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之后，从列维·斯特劳斯、雅可布逊，到杜梅齐尔、阿尔都塞、皮亚杰、拉康、福柯、布尔迪厄、罗兰·巴特、德里达，这段法国知识界群英荟萃激情燃烧的岁月，被命名为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时代。

　　脱离具体语境谈思想是危险的，另一个危险就是教条。我们目前的思想史著作，满是教科书的味道，条分缕析，尼采是尼采，福柯是福柯，萨特是萨特，斯特劳斯是斯特劳斯，我们忽视了其间的传承，忽视了其间的交锋，忽视了那些哲学命题背后的情感因素和现实关怀。洛扎诺夫说，你们批康德都不对路。其实，康德说的都是对的，但他只用头脑思想，忘记了血液也可以思想。我们完全可以移用洛扎诺夫的话来批评我们眼下的教科书和学术写作。

　　板着脸讲学问固然有害，但高扬着头唯我独尊同样误人子弟。我们大量的学术著作有着很西方的句式，操着大量的专业术语，“以艰深纹浅陋”，许渊冲先生批评说，“都是用我不懂的话谈我早就懂得的道理。”现在没有梁启超、胡适、鲁迅，也没有冯友兰、钱穆、朱光潜，而语言通脱，正是他们作为大家的标志。如果一种观念，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就说明它还不是清晰的思想；如果我们不能表达清楚，就说明我们还没有理解清楚。这是维特根斯坦的训谕，说，就要说清楚，对说不清楚的，务必沉默。

　　也许在扰攘的叫卖声里，你的声音不高一点，别人确实听不见；在强调量化的学术评审体制中，沉默无异于自戕。我们究竟还能不能避开术语和规范，避开灵魂彼岸等玄虚的概念，用一般读者都能明白的话，把一些问题阐释清楚呢？哪怕是困惑，哪怕是无知，也不避重就轻，英雄欺人。说汉语，别咋呼，行不？

　　林庚先生在讲唐诗时强调，平白晓畅，是语言的美德。语言折射的是人的品格。晦涩，绝不意味着高深和博学。奥伊肯、柏格森、罗素、萨特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弗洛伊德的思想融汇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庞杂的营养，也创造了不少新语汇，例如俄狄浦斯情结、本我之类，但他“没有一行字是普通德语读者所不明白的”（茨威格语），很多人即使不同意他的分析，也不得不折服于其文章的美，他因此获得了歌德文学奖。其他如柏拉图、卢梭、马克思、尼采也都文采斐然，作品引人入胜。

　　反观我们目前大量的学术著作，其干枯艰涩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只能是既没有想清楚，也没有文章追求。在这方面，《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值得我们关注。

　　多斯请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时代众多的创始者及其门徒来评论这个辉煌时代的主要著作，同时对其他流派的参与者进行大量访谈，其中包括阿德勒、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勒菲弗尔、斯特劳斯、杜梅齐尔、热奈特等百余位学者，让他们谈谈结构主义对自己研究的影响和超越结构主义的各种可能性途径。这样《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像一部口述史、一部纪录片，揭示了各位大家的恩恩怨怨，奔向真理之路的波折坎坷，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跌宕起伏……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史诗般的巨著、小说般的享受”，既有了横向的参照系也有了立体的纬度，可以体味他们博大而深沉的现实指向。

　　稿件来源：《青年时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