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李朝晖专栏
在北京现代队罢赛所引发的中超危机出现后不久，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超危机其实是官办市场不可避免的危机，其表现机制为：行政权力继续盘踞在其一手创办的市场中，独揽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而投入大量资金的俱乐部却没有获得足够的经营权，由此而造成的责权利不对称，必然在投资方主导的俱乐部与足协之间产生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并最终威胁现行官办市场整体架构的存在。
果不其然，10月17日夜里，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通过其炮制的13份文件，明确抛出组建“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盟有限公司”的构想，而将中超危机推向新的高潮，并引来一片“革命来了”的喧嚣。可是，笔者细读其文本后认为，徐明先生此举固然摸准了官办市场的症结——足协权力过大，但在如何矫正这一弊端的问题上却开错了药方。
首先，在管理权方面，应该追求限权、分权而不应该是夺权。依据相关法律条文，中国足协是足球联赛的当然管理者，中国足协固然滥用了这一权力并将之过度扩张到商业领域当中，但这一过度扩张并不构成取消其权力的理由，更不能因为所谓的产权归属明晰就得全面取消。因为，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竞技体育项目，其传统理应得到尊重，国际足联及其下属足球协会乃是这一体育传统或者说无形资产的具体承载者和权利人，并因此拥有在规则制定、赛事安排、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当然权利和应得利益。因此，不能通过成立所谓“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盟有限公司”的方式，将联赛的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一网打尽，而应当建设性地提出职业联盟与足球协会之间的分权体制，这样既可以达到限制足协权力扩张的效果，又能与历史传统、体育精神以及现行法律协调。
其次，在经营权方面，应当成立合作制的联盟而不应当是股份制的公司。在徐明的构想中，“联赛公司由参加联赛的成员组成，各俱乐部是职业联赛公司的股东”，并在章程中就出资问题进行了若干规定。笔者以为，这样的考虑不尽妥当，首先，职业联赛的核心产品是比赛，而每一场具体的赛事都由主客双方共同完成，由此，所有参赛队伍应该平分这一赛事的所有权，而不应当依据其在发起机构中所占股份比例来划定；其次，既然所有权平分，则所有参赛俱乐部应当在联盟中拥有平等的权利，依照一个俱乐部一票的原则组成职业联盟理事会，而不应当是由所谓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其三，升降级制度与股份制难以协调，而与合作制没有抵触。此外，职业联盟理事会作为权力机构，尚必须将经营管理权授予特定的执行机构，以免重蹈权力涉足利益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更可防止少数大股东挟持职业联盟。笔者以为，从上述理由可以看出，平等成员资格下的联盟机制应当比股份制公司更能实现变革的要求。
最后，在监督权方面，应当尊重传统，崇尚自治而不是重蹈足协一手把持的覆辙。足协秉持行政权力的一贯做法，私心自用，视裁判委员会为其禁脔，视舆论监督为寇仇，视球迷观众为路人，乃是造成今日危机的根本原因，而拟议中的“职业联盟公司”，依旧声称要将监督权一把揽过，试问，这与前门驱虎后门迎狼何异？因此，既应当限制足协对裁判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的把持，也应当限制职业联盟的垄断，正确的做法是尊重传统，崇尚自治，在开放、竞争、公开、公平的条件下，重组上述委员会，并将监督权授予这些并无重大利益关切的独立超然机构，辅以社会舆论之监督，方可确保监督权的客观公正。
综上所述，对足协过度扩张权力的矫正不应当通过简单的权力转移而实现，而应当通过分权限权而实现，通过对权力的改造而实现。这一改造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实现管理权、经营权、监督权的分离，二是要防止职业联盟内部权力的集中化。由此，由足协、合作制职业联盟、自治的各委员会共同组成的联赛权力体系，才是值得追求和可以期待的方向。
职业足球之现状不啻当代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而当代中国的改革课题的核心就在于，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全能式的行政权力不仅要收缩，以便腾出企业和社会的自主空间，更重要的还在于，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权力还必须由事无巨细的直接管理转换为依据规则的间接调控，而其留出的空间，则需要通过自治、协商和妥协形成某种自发秩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规则下的秩序，并保障规则下的各方利益。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了权力的“退出”，而忽视了权力的“转换”，更忽视了自治秩序的形成，所以才会像徐明先生那样，面对依旧在攘夺利益的权力，只想着由自己来掌控，以便保障自身利益，而没有想到用限权、规则和自治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并挽救危机中的中国职业足球。(作者系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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