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体制创新：要占有还是要效率？

　　要占有还是要效率？这似乎是国有企业体制创新过程中面临的两难问题……

　　透视“上海刀片厂现象”

　　从未涉足过化工领域的上海刀片厂，上周宣布与世界特种润滑剂老大德国斯图尔特公司“牵手”，组建专业生产工业润滑剂和添加剂的合资公司。

　　从1992年成立第一家合资公司上海吉列至今，上海刀片厂先后以参股方式组建了6家合资公司。

　　实际上，作为多家合资公司的母体，上海刀片厂已由一家纯生产型的制造企业，转变为一家以资本运作为重心的投资性公司。

　　小刀片厂的大算盘

　　最新成立的上海斯图尔特有限公司，投资总额600万美元，德国斯图尔特控股有限公司占75%股份，上海浦江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13%股份，上海刀片厂有限公司占12%股份。上海刀片厂仍以土地和厂房入股。

　　拿土地与厂房等存量资产与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管理和品牌合作，参股而不控股，在短时间里使国有资产获得与国际资本同样的投资回报率，这是上海刀片厂探索的资本运作模式。

　　吃第一只螃蟹，是在1992年。上海刀片厂在自己的“飞鹰牌”刀片独占全国70%市场份额，年创利税近2000万元的鼎盛时期，毅然决定与世界剃须业老大美国吉列合资，组建上海吉列有限公司。上海吉列总投资6515万美元，美方占70%，上海刀片厂拿土地、厂房、生产线、办公楼等作价入股30%；合资公司主要生产“吉列牌”剃须产品，上海刀片厂原有的“飞鹰”品牌也交由合资公司经营。

　　在当时从上到下主张合资企业中方要控股的主流派看来，这次合资不仅出让了控股权，出让了民族品牌，甚至连自己的“老窝”也出让了。第二次尝试，又是逆流而上。以生产高档刀具享誉全世界的德国双立人亨克斯公司欲在中国寻找一合资伙伴，但条件是必须德方控股，且必须使用德方双立人品牌。在先后被上海和苏州两家老字号刀具厂拒绝之后，德国双立人亨克斯与上海刀片厂“联姻”，组建生产双立人牌高档刀具的上海双立人亨克斯有限公司，投资总额919.37万美元，上海刀片厂以土地和厂房作价入股占30%。消息传出，又是一片愤怒的质疑：“合资诚可贵，品牌价更高！”

　　尽管质疑不断，但上海刀片厂从没有因此停止或放缓合资步伐。进入21世纪，又先后与吉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组建吉列（上海）产品服务有限公司；与德国双立人亨克斯公司、德国贝德斯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上海贝德斯厨具有限公司；与美国纽威尔公司合资组建上海派克笔有限公司；与德国斯图尔特控股有限公司、浦江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上海斯图尔特有限公司。

　　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经过前后6次合资，上海刀片厂滚雪球般迅速做大，资产总值已从最初6000多万元增加到目前的2亿多元，其经营运作的6家合资公司总资产近10个亿，年利润额从合资前的1000多万元涨到了1.6亿元。盘子做大了，民族品牌也并未萎缩，合资后由上海吉列经营的“飞鹰牌”刀片与“吉列牌”错位经营，稳稳占据国内中低档刀片市场，年销售额翻一番。

　　要占有还是要效率？

　　一手主导上海刀片厂十年之变的屠恒平，这样概括自己的资本运作思路：通常理解的财产，似乎就是对土地、厂房、生产线等物化东西的控制和占有，实际上经营很辛苦，既然跨国公司有更成熟的管理经验，何不把这些资本交给他们去经营？在屠恒平看来，财产不应是占有，更应是效率。

　　要占有还是要效率？这似乎是国有企业体制创新过程中面临的两难问题。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配置要素达到最佳资源组合与投资回报的经济。中国最好的生产要素最初无不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最多是按照行政指令安排生产的车间。改革开放以来，国企体制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等多种形式，政府将一部分权力放给企业，但企业仍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企体制改革，应该说从理论上触及到国企效率低下的痼疾。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本集中在国企手中的优势资源，为了追求更大的效率，不可避免地流向了外资、民资。

　　上海刀片厂的抉择，就是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

　　不断合资的过程中，刀片厂原有的富余土地和厂房化成合资厂不断增值的资本，原有国企人员被分批择优录用进入合资企业。不断合资的过程中，上海刀片厂与国外产业资本紧密结合，整合国际化资源，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实际上，刀片厂后来谈成的几个合资项目，都借助了最初合资伙伴之力。

　　不断合资的过程，更是企业体制创新的过程。通过合资这种市场化的资本运作，上海刀片厂明晰了产权，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如今上海刀片厂母体仅有一幢办公楼、几条简单生产线和百来号人，为合资厂做定牌加工的生产线主要解决剩余人员的就业，母体主要职能就是投资获利。

　　资本运作与本土制造

　　单就一家企业而言，上海刀片厂毋庸置疑是成功的。然而，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中考量，“上海刀片厂现象”未必具有推广意义。

　　从实际效果看，上海刀片厂通过资本运作，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快速保值增值，但其自身的制造业实体也同时萎缩。果真推而广之，等于是本土制造让位，由外资制造在国民经济中唱主角，中国的制造业完全变成一块“飞地”。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靠外来制造主导完成了经济腾飞。而且，流动性大的外资制造如在经济总量中占太大比重，国民经济风险也相应增加。

　　从社会财富累积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增加值通常由工薪收入、租金税收、企业利润、设备折旧4大块构成，其中占工业增加值60%以上的折旧与利润由投资者获取。换句话说，同样占用了本土资源利用了本土市场，外资制造能为本土创造的附加值，远比本土制造低。上海某邻省就因为外资比重大，尽管GDP增长很快，实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却低；相比之下，民营经济唱主角的浙江经济，拥有强大的后续力和内生力，GDP与国民收入基本是同步增长。

　　因此，对一家企业而言，要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体制创新道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对整个国民经济长远发展而言，体制创新的根本目的，是再生再造本土强大的制造业实力，在这方面，引进消化日立技术，最终形成了赶超国际对手自主品牌的海立集团，更值得本土企业学习与效仿。

　　这，才是我们透视“上海刀片厂现象”的初衷。（记者/陈江）（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