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交辞呈那一刻我泪流满面－跨国公司破产亲历记

　　拿到文科博士，却被学兄泼了冷水：文科博士，像上了年纪的妓女，站在路边上让人家挑。运气好的，被人家挑上，过了今朝没明朝；运气不好的，像老舍写的月牙儿她妈，白给都没人要。震惊之余，我便匆匆地去学校的继续教育学院注册学C＋＋入门。偶尔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搞语音识别的软件公司在招语言专家，必须有语言学背景，必须懂简体中文，有一点计算机知识和编程能力即可。死马当活马医地寄去了简历，居然还成了。

　　公司很大，创始人是从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的一对夫妇，主要骨干都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我们组比较特殊，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除了几个纯写程序的，其它的都有语言学背景，或美式英语，或英式英语，或其它欧洲语言，或亚洲语言。平时各干各的，每周二下午一点钟大家碰头。会上先聊公司，再聊部门，然后聊我们组，最后，就是聊家常了。

　　公司因为是一群书呆子办起来的，也留下了书呆子的许多好传统。最好的一条，就是上班无需朝九晚五，只要一周凑够40小时就成。于是便有了太阳和月亮的问题，太阳早上6点钟来，下午3点钟走，要与月亮说事儿，必须跟月亮先打个招呼，让他3点钟之前一定要来。后来公司大了，也有不自觉的人滥用了这个规矩，但公司大部分人都是写起程序来便上瘾的呆子，一周主动干60个小时的人多了，所以也还没有成为什么大问题。

　　还有一个规矩，就是允许职工们上班带狗。有的人又爱狗，又没人在家陪着狗，狗通人性，也知道孤独忧伤，于是许多狗主人上班时便把狗送到托狗所。没问过价钱，我想比我儿子的托儿所总得便宜一些吧。公司说，你们带狗来上班也可以。于是公司的楼道里常常有狗们欢欢实实地跑来跑去。有一个人养了两条灰狗，那俩狗消瘦颀长，温文尔雅，长得与主人一模一样，怪不得他不要孩子。

　　公司还时不常有baby－shower。也奇怪，大概是因为自己刚刚作了母亲吧，到哪里就只看见将要作母亲和刚作了母亲的人，心里就觉得和她们十二分的亲近，中午在餐厅，休息时在饮水箱旁，总免不了交换几句心得，就像和自家姐妹聊天那样自在随意。

　　在我加入这家公司以前，听说公司准备上市，一切都准备就绪时，被人查出将转让给了中间销售商、尚未出售的产品也算在了销售额里，违反了SEC（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章程，于是上市搁浅。此后，公司便一边寻找新的投资人，一边寻找买主。那一阵子公司里总有些神神秘秘的，平时穿得邋里邋遢的经理们都突然西装革履起来，还多了许多油头粉面西装革履的陌生人，CEO老太太也见天儿穿着花连衣裙，消息灵通人士说，公司有买主了。

　　那一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是3月28号，春寒依旧沁透骨髓，又加上倾盆大雨。公司租了附近的Marriott饭店的大厅开公司大会，正式宣布，公司从前的主要竞争对手、比利时某个专长于语音识别的公司将全盘收购我们公司。

　　新公司来人了，其实人家都挺和善，但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想到中国人从前为什么要抗日。当时公司说目前的主要重心是integration，我觉得这个词翻译成“吞并”更合适。

　　有一天，公司周报的主编发了一条广而告之的电子邮件，为周报求刊名。我从来也不看那周报，就没想去费那脑筋。没想到有一天，一个小子得意洋洋地提出刊名该叫OneVoice，符合公司目前由多公司合并成一个公司的精神，希望大家摈弃各自的差别，齐心协力地融入新的公司。我没等看完，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马上放下手头的急活，写了一篇长长的邮件，第一次发了个给全公司的公告。我说，“求同”固然重要，“存异”却是保持公司活力、生命力的关键。我还说，不要怪我反应过度，我来自中国。

　　为了缓和语气，表示自己是诚恳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的，我提议将周刊命名为OurVoices，既表现公司合并、同舟共济的精神，又明确鼓励大家保持自己的个性，表达自己的心声。编辑最后在多个候选名称中选中了我的，还奖给我一个当时价值400多美元的PalmPilot，我也不用，现在成了儿子的玩具。

　　母公司的比利时创始人一个是发明家，一个是会计师，起家时曾经挨家挨户向比利时佛郎德斯地区的农民推销公司股票，说有了这门新的翻译技术，比利时各地说荷兰语、法语和德语的人们，便可以借助它进行各种语言之间的互译。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成了欧洲技术市场的一颗红星，在美国也设了并列总部，上市后股票一直看好。购买我们公司的时候，还购买了老牌子的Dictaphone，还购买了新加坡、韩国的一些小公司。问题，就出在那些远东公司那里。

　　7月份，我们正式成为新公司的职员，9月份的某一天，《华尔街日报》头版登出一篇文章，声称公司的远东销售额有水分。当年第一季度，韩国分公司的销售额只有几万美元，到第二季度，猛增为几千万。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穷追不舍，每隔几天，就有新的文章登出来，越来越多的细节，越来越多的真实，越来越频繁的全公司大会。果然，那几千万美元的销售，都是子虚乌有。几个月了，大家都心神不宁。我是个十足的小农，几个月一事无成，便觉得对不起自己每月支领两次的那五斗米，毋需经理催逼，我总是认认真真地作自己那一份活，比利时、新加坡、日本的同事迟迟不回邮件，我便耐心地一再发邮件去催，心里觉得，在旋风中，忙一点好。

　　接下来便是越来越空的办公间，还有那些告别午餐。公司刚出问题的时候，高科技工作市场还不错，同事们有去意的，都很快找到了工作。后来，公司情况每况愈下，就开始了隔三差五的解雇。被解雇的人如雷轰顶，旁观的人又多受一次轰击。我在庆幸之余，又有一种幸存者的罪恶感，更茫然于什么时候轮到自己。

　　每天都有人发邮件，说，我要走了，最后一天是某月某日，我的私人邮件是什么什么，希望大家保持联络。走的那一天，把自己办公间里的植物托付给别人，再绕着两座大楼走一圈，向大家告别，然后就抱着纸盒走向停车场。

　　记得我进公司的时候，办公间不够用，有几位同事就坐在楼道里支出的办公间里办公，每次来来去去，他们都抬起头来，我总是拿不准该不该和他们打招呼。如今，独门独户的办公室都空出了很多。

　　从前的停车场，总是十分拥挤，我偶尔上班晚一点，就找不到停车的位置，好几次想挤进一个窄窄的车位，挤不好，只好请一位陌生人帮我把车重新泊好。如今，停车场上稀稀落落，好象是冷风吹打着枯黄的落叶。

　　终于，承受不了那些空荡荡的办公间，我胡乱找了一家小公司，要逃了。向本来不熟的部门经理递交辞呈，不争气的眼泪流成了串儿。我离开的那一天，去找人事处的秘书签字。她说，我知道，你不是离开我们公司，你是离开毁了我们的那个公司。我平时和她说话不多，那一刻，她却是我的知己。

　　位于公司附近的所有饭馆，都浸透了离愁别绪。告别午餐时，大家都强颜欢笑，插科打浑，然而，我总是能体会到那种曲终人散的悲凉。和离别的同事拥抱时，我便在心里暗暗祈祷，祝你此去一路顺风，但愿我们后会有期。我走的那一天，我们在一家台湾餐馆吃饭，去的人那么多，我来回在两排桌子间穿梭、说笑，心里却是在哭泣。曲未终，人已散，现代的世界，美国的公司，却也是一样旷古的离愁。

　　直到今天，我也只知道整个公司破产的一个大概过程。恩远案、世界通讯等大案一出，我们公司的丑闻也就小巫见大巫，早已被新闻界忘到了九霄云外。然而，我的心中，却时时记得风暴中每一个个人的无能为力和手足无措。多年来培养的对人生、对自己能力的信心顷刻间土崩瓦解，还有暴风雨来临之前当焦虑，恐惧和慌乱。还有的人，实在不愿意离开自己同吃同睡了十来年的技术，只要公司不解雇，就是有工作机会也不愿离开，直到公司全部解体、只留用32位雇员时，才无可奈何地认识到，自己成了一位和公司的大船一同沉下的水手。到这时候，高科技泡沫已经破裂，有些人就是愿意改行当一般的程序设计师，也已经找不到职位了，有些人一直失业至今。

　　一些老职员，十几年在公司就职的收入等，全都换成了公司的股票，一夜之间，那些股票都成了废纸。还有，许多人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而且习惯了90年代的经济繁荣，如今一下子被抛入失业大军，生计都成了问题，想一想他们，我便忍不住说，高科技的世界，太残酷。

　　公司那对创始人夫妇，在整个破产过程中曾经高薪聘请著名律师，试图力挽狂澜，尘土落下之后，律师报酬600万，他们夫妇只得到100万。而且，再稳固的婚姻，也有经不了的风浪，公司解体后，他们也离婚了。

　　几年过去了，高科技泡沫不可挽回地破裂了，语音识别也成了阳春白雪，几个公司都倒闭了。我知道这是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的自然淘汰，是美国经济活力的根源，然而，我总是想到，每一次倒闭，背后总有那些优秀的人们，他们是天之骄子，为了一个程序，为了一项技术，呕心沥血，兢兢业业，还有同事之间许多年朝夕相处的情谊，自己事业和感情的寄托，难以在一夜之间把它忘掉。

　　公司没有了，我却多了一群朋友。我们那个联合国，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两个孩子，年龄相差也不很大，平时大家偶尔发发电子邮件，逢有节日、喜庆，大家还聚一聚，小东西们开心地东跑西躲，大人们叹息一下过去朝夕相处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聊一聊一蹶不振的高科技市场，骂骂布什，骂骂比利时公司的创始人和主管人，庆幸他们身陷囹圄罪有应得，然后说，再见，后会有期。(来源：美国《侨报》)（来源：中国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