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精神之文化自信：我们的精神坎陷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我希望将来像康德与歌德那样伟大的德国人，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奉，而永远受到尊重。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回德国的声明》(1933年3月10日，美国帕萨迪纳)

　　文/王康

　　在爱因斯坦发表这则声明两个月后，柏林大学成千上万名大学生在菩提树下大街开始焚烧康德、歌德、弗洛伊德、茨威格、纪德、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爱因斯坦本人的著作。新上任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在灰烬的余焰中声称：这火光不仅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这火光还照亮了一个新时代。

　　以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为首的德国纳粹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他们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浩大进军背后，从焚书堆到焚尸炉之间，仅是一步之遥。

　　1946年，83岁高龄的德国史学大家梅尼克发表了《德国的浩劫》。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历史文化的知识分子，梅尼克对异族的占领深感沉痛，而对纳粹党徒强加给德国的堕落和耻辱更加厌恶。第三帝国曾使全体德国人“沦于内部的异族统治之下，它之钳制人们的灵魂，要比外来的异族统治强烈得多，它们可以以谎言欺骗和弄虚作假，投我们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伟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他追问道：一个民族即使征服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的精神病痛曾经远甚于德国。

　　我们迎头撞上的20世纪，正是中国精神年表空前紊乱，无数精神先驱在东方式的焚书暴行中“遗恨塞乾坤”的时代。引领风骚、宰制天下的除了异常强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还有一整套来自异族的新世界观、国家观和历史观；50年代，在新政权最需要常识和理性以建设新国家时，却有近百万知识专才遭到公开践踏。

　　不到10年后，几乎全体中国的性灵良知又一齐跌入文革的深渊。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国在时间上中断了向自身伟大传统请教、在空间上与西方主流文明对话的正道，坎陷于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精神荒原。在精神和道德上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和精神可能造成的损害，莫此为甚。

　　经历了“反右”、“文革”的中国，其精神坎陷之深，绝不是一次改姓易号式的政治审判所能填补，更不是一场以权力和金钱的神圣联盟为主轴的经济爆发可以超逾的。

　　与德国不同，中国的“封建法西斯”没有力量、也没有那份狂妄向人类文明直接进行军事挑战，从而因为战败而被胜利者强行剜去其精神上的毒瘤。中国的浩劫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承受，去消解；横逆而来长达数十年的精神迫害和心灵创痛只能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去隐忍，去净化。

　　这是一件几乎超自然超人力的艰难使命，其无奈、寂寥、英勇和微茫，古今中外未为有也！

　　熊十力曾在无限孤独的暮年作一世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中国现代精神先贤祠中的旷世才子和悲剧英雄陈寅恪，虽早已深味“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一绝世悲情，但他仍然生死坚称：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依然生死坚信：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世纪之交，中国最后的盖世通才和道德君子钱钟书与当年熊十力、陈寅恪一样，寂寞而通达地撒手尘寰。虽然迭经磨难，留给我们的依然是澄明的心迹和赤诚的期盼。钱钟书拒绝一切来自官方和世俗的祭悼，因为早已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另一位“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中国学者曾反复寄语国人：“十多亿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谁能立之？这是非得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源、最精华的东西不能为功的。我们如果能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一点真知，使中国十多亿人民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说已经给东方文化争了气了，也就可以说给这个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做了很大的贡献，而给东西文化的融合共进打下了一个结实的基础了。”

　　他们承担和表达的，早已不再是个人的恩怨荣辱，而是一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三千年的托命，一百五十年的夙愿，这种托命和夙愿很可能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的方舟。他们念兹在兹、生死与之的一切，正是中国人走出精神坎陷，自我救赎、自作主宰必经的荆棘之途。

　　(作者为重庆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