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杨澜“引”我进央视

　　朱军

　　11年前，杨澜不经意间的一个提议，让当时还在兰州工作的朱军，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进军”中央电视台，之后他携带家中全部积蓄2000元钱只身来到北京……一

　　1993年6月21日，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当时甘肃电视台正在筹备庆祝党的生日晚会，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我在当地也算“脸熟”的主持人，因此选定由我来担任晚会主持。而这次晚会，对我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的是结识了杨澜。

　　当时省里从中央电视台请来了当红主持人杨澜。杨澜的时间安排得特别紧，算上录像在兰州逗留的时间不过十几个小时，而站在台上和杨澜搭档的主持人便是我。

　　录制结束的时候，杨澜趁着空闲走过来对我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的，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5年，也就是5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说来也巧，在杨澜她们走后不久，1993年9月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又一个摄制组来兰州。当时一位年轻干练的女同志对我说：“你主持得不错，有空我们聊聊吧。”我点头答应着，却连她是谁都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当时《地方文艺》的导演，现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诗歌散文》的制片人高立民老师。

　　高立民老师临走撂下了和杨澜类似的一句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吧。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如获至宝地拿着电话号码，用大号的字，彩色的笔，记在通讯录的扉页上……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趟北京。二

　　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老师的电话，寒暄之后，她邀我有空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老师不经意中提议我走出兰州去发展，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了。我总有种隐隐的冲动——想去北京走走。这一次，妻子在西安演出，团里不是很忙，甘肃台的杨平导演又恰好要去北京出差，我就和他结伴登上东去的火车，懵懵懂懂来到北京。还好，我可以蹭住在杨平出差的公费旅馆里。

　　到了北京，才知道天下有多大，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有多小，再加上对北京从小的崇拜向往，在兰州的小小成就感和得意一扫而光。高老师很忙，杨平也忙，我不好意思打扰，就一天天在街上闲逛。我觉得我像个游客，我甚至想家了，我明白想家就意味着胆怯——终于有一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儿，高老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印象特别深，吃的是当时兰州还没有，在北京尚属时髦的“麦当劳”，几个汉堡，一人一个盘子，冰凉的饮料。当时觉得味道很怪，哪有我们兰州的火锅好吃呀！饭后，我得到了一次奢侈的活动安排——参观中央电视台！

　　进中央电视台的兴奋自不用说，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不过比刘姥姥矜持一些，其实也是故作镇静。那天我扒着门缝看一眼演播室，没有录像的时候里面什么也都没有，黑洞洞的仓库。那时只觉得中央电视台真大，大大小小那么多演播室，他们随意指着一个说：“《正大综艺》在这里录！”我一下子兴奋了很久，原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在这里录的呀！

　　出了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进来。这次参观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收获，参观结束后我知道我该回去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北京天天躺在旅馆里无所事事，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但却感觉筋疲力尽。满脑子回荡的就是齐秦的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坦率地讲，那时，我没有太强的斗志和愿望，甚至不如在兰州时兴奋，我真的不知道下面应该干什么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旦回到兰州，我一定会不知足了——我没有回兰州，上西安找谭梅（朱军的爱人）去了。三

　　回到丈母娘家，为了面子，我将北京之行说得紧张而忙碌，又换来了亲人朋友的诸多鼓励。我知道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但是我也知道谭梅从我超标的酒量上看出了破绽，西北男人借酒消愁的习惯古已有之，踉踉跄跄地被谭梅的姐夫扶着下楼，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兰州部队的一个熟人发生了口角，那人似乎说了一句什么挑衅的话，我一时性起，挣脱姐夫，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酒后吐真言——深藏心底的愿望袒露无遗。

　　1994年是农历狗年，春节放假，大年初八，我和谭梅骑着我的南方125摩托车在大街上转悠，不知不觉来到了位于兰州滨河路上的白云观。这是兰州的一个著名道观，每到春节，香火鼎盛。闲来无事，我们也去凑凑热闹，求个签讨个吉祥话。在大殿里，我随意地摇着签，由于不太掌握摇签的方法，刚一动手就捧出了一只竹签，我捡起来，弹了弹土，上面用老旧的油漆写着一行字：“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

　　原以为求个平安健康的祝福，换一日的好心情，让我放弃久已萌生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没有想到，是造物弄人，还是命运提醒，人生难道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说实话，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自己又是个军人，从不相信宿命的东西，但是自从杨澜的提醒和高立民的建议之后，我的心情就一直徘徊和躁动。这次抽签更是推波助澜，给我愁上浇愁。

　　从白云观出来之后，我似乎开始冲动了，越来越感到不安，我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马上离开兰州。我到家拿了存折，取了里面仅有的2000元钱，径直到民航售票处，买了一张第二天早上8：50飞往北京的机票。说实话，这在我30年的人生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前花100元以上的钱都要反复考虑好几天，出远门要周密地计划很久。而且在此之前，除了军用飞机，我从来没有坐过民航飞机。第二天，带着坚毅的冲动，我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拎着行李走在飞机的舷梯上，我不敢回头，我希望即便有一天后悔，也是在许多年之后。

　　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熙熙攘攘，虽然没有今天那么豪华，但是各种指路灯箱，五花八门的广告也足以让人目迷五色。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既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北京正在修建三环路，像个巨大的工地。还没到正月十五，街上的人不多，节日的气氛依稀存在。晃晃悠悠40分钟，我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

　　（摘自《时刻准备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