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什么不愿送女孩上学

　　冯祥武

　　平等的受教育权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一。然而，在我国农村，女孩上学的机会少于男孩已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农民们不愿送女孩上学呢？

　　社会对男女角色的认定影响到女孩的受教育权。

　　广大的中国农村，在人们的心目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早就根深蒂固。问女童的父母为什么单让男孩上学，不让女孩上学。80%以上的回答是：“女孩会家务就行，上学无用”。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人对社会性别角色的认定是：妇女担负着三重角色，再生产（即生孩子）、劳动生产和参加社区管理活动；男人主要是从事生产和社区政治活动。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对社会性别角色的认定是：妇女主要的职责是生孩子和做家务，有时偶尔参加一些生产劳动；男人担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在广大的农民父母的心目中，压根儿没有让他们的女儿日后参加社区管理的概念。而且，生儿育女几乎是女性的本能，而做家务也不需要什么文化，更何况还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因此，女童可以不读书。可是，男孩不能不读书。在中国农村，再愚笨的父母都知道男孩是传承“香火”的宝贝。男孩从小就被灌输“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或者“立德、立言、立功”的信念，父母们教育男孩子说：“孩子呀，我们一家人的指望就看你了，一定要好好念书！”由此可见，在中国农村，女性从事的社会角色远没有男性的有价值。一般说来，未来的价值回报愈小，人们愈不愿投资。于是，本已贫困的农民父母们是不会花太大的成本让女孩接受教育的。

　　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影响到女孩的受教育权。

　　在中国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是从属于丈夫的。对这一现象的最好表述莫过于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出的女泼出的水”。按照大多数不愿送女孩上学的父母来说，“女孩将来是别人家的人，上学是为别人投资”。由于中国农村妇女在家庭中难以有与丈夫平起平坐的地位，再加之妇女们自己不自觉地让丈夫在家庭中起支配地位（这表现在“夫荣妻贵”、“丈夫是一家之主”），她们在家庭决策中往往被边缘化，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父母们习惯性认为，女孩们将来的命运是好坏有她们未来的丈夫一手撑着，父母没有必要为她们的前途作任何设计。再说，父母们把一切期望都押在家里的男性公民身上，他们不指望从女儿们身上得到多少回报，因此也没有必要花大成本送她们读书。

　　母亲经济能力的低下影响到女孩的受教育权。

　　诚如上面所述，妻子在家庭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丈夫是一家之主。丈夫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于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丈夫最有发言权。而妻子的主要任务是生孩子、照看孩子和做家务，这些劳动是不能给家庭带来收入的。因此，在决定是送男孩还是送女孩上学的问题上，母亲更有可能是听丈夫的或者干脆反对送女孩上学。因为，母亲们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感觉到，她的将来只能靠儿子。女儿的家里再富有，女儿也没权决定给娘家多少财产。而丈夫呢，当然更是愿意送儿子上学。

　　政策方面的性别歧视影响到女孩的受教育权。

　　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影响着社会性别的平等。目前我国的教育在政策方面是存在一些性别歧视的。这主要反映在：在教育政策方面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甚少，农村义务教育还有不少困难，而受害最大的是女童；大中城市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入学招生政策中包含着性别的不平等。这表现在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各级各类学校对外地户口的学生或者拒收，或者收取很高的“赞助费”“建校费”，然而，城市里的外地人基本上是来自农村的打工人员。城市从而将许多来自农村的适龄儿童排斥在基础教育之外。这些在城市里失学的孩子绝大多数是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