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首支女子城管队走上街头，正式开始执法活动。有媒体报道说，女子城管队“将女性特有的知性和温柔作为一把‘尚方宝剑’”，使城管执法的“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今日早报》10月20日）
在网络上查询就会知道，城管暴力执法和市民暴力抗法事件的报道每天都有。种种迹象表明，城市管理正陷入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的怪圈，成为了难以调和的老大难问题。所有暴力都是对法治原则和社会文明的粗暴破坏，迫切期待从根本上清除。如果女子城管队真的能够化解这一老大难问题，无疑是一项值得期待的有积极意义的举措。
但女性特有的“知性与温柔”真有如此神奇吗？竟然能将困挠多年的城管执法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我看不然，期待利用女性的特有的“知性与温柔”去化解城管执法老大难问题，其实只是某些人想像出来的美好。
城管之所以陷入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的怪圈，并非执法者性别差异的原故。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设计的本身缺乏。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权力不能承受之重。城管的职责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市容环境卫生、公用事业、城市节水、停车、城市绿化（主要公园除外）、工商行政管理中的无照经营、城市规划管理中的违法建筑、城市交通管理中的临时占道、施工现场（含房屋拆迁施工现场）等百多项。但承担如此广泛职责的城管，却只具备劝说、暂扣物品和罚款等权力。如此权力实难承受如此广泛的职责，城管必然会使用一些超越权力之外的手段，而最终导致暴力执法与抗法事件发生。目前北京一些地方采取了由警察陪伴城管去执法的举措。（《新京报》）一种执法行为，必须在其他执法主体的陪伴下才顺利实施，这本身就是对制度设计者的嘲讽。
二是没有监督的权力。城市管理监察机构是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和国务院的授权，在本行政区域内设立的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机构。但法规在赋予城管广泛职责的同时，却没有设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履行职责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行为变异，为所欲为。前不久，媒体报道一名城管人员暴力执法，将一位老人打伤，城管中队领导却称是正常的执法。暴力执法变成了正常执法行为，这正是监督缺失背景下产生的执法尴尬。
三是权力创收。国家早在几年前就明确规定，任何执法单位都不能进行创收活动。权力一旦和自身直接经济利益挂钩，就会变得缺乏理性，难以保持正义与公平。这是被古今中外长期的司法实践活动证明了的。但城管却依赖执法创收来养活自己，使得城管执法发生变味——执法就是为了收钱，没钱就得接受“管理”，交了钱就再没人“管理”你。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有的城管部门甚至将执法权转让给聘用人员，一些素质低下以至于“下三流”者也混进城管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不发生暴力执法与抗法事件才怪呢！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者道格拉斯·诺思阐述：“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邓小平也说过，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制度的完美才能带来公共权力行为的完美。在城管制度设计本身漏洞百出的情况下，把解决城管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女性“特有的知性和温柔”，无异于是舍本逐末，缘本求鱼，异想天开。媒体盛赞此种举措可能将城管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也只不过是一种想像出来的美好罢了！(稿源：红网)(作者：刘伟成)(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