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龙现象思考

　　今日首页记者　王永刚　韩东良

　　某年，阎王爷大赦。众多获赦之鬼，举杯把盏，庆贺重获自由身，惟有一位仍处在18层地狱的小鬼，期期艾艾，痛苦郁闷至极，原来他犯的是十恶不赦罪，阎王爷故未对其开恩。正当此时，该小鬼听到自己的脚下有哭泣声，细问之，才知道阎王爷还特设了第19层地狱，哭声是一位曾经在阳间作教书匠的鬼发出的，“教书匠”道：“我犯的是误人子弟罪，故被阎王打入19层地狱，你们还可能获赦，我却永无翻身的机会了！”这不是野史中的轶闻，亦非民间传说，而是一则地地道道的现代“段子”。从去年起，这则听来颇为幽默又充满自励意味的“段子”，在南京诸多中学校长和班主任中广而传之。这个“段子”的原创者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副校长邓可清。去年，在南京市组织召开的一个层次较高的教育论坛会上，邓可清语气舒缓地讲述了自己的“地狱”段子。当时参会者有各区教育局的负责人，以及来自其他外省市的教育专家。邓可清的地狱“段子”，由于充满了警省和鞭策的力量，带给众多与会者振聋发聩般的震撼。邓可清的“创作”并非一时兴起，“它来源于挽救一个经历独特的学生后的深刻感触”，邓可清说。

　　他是个父母健在的“孤儿”

　　邓可清所说的这个“经历独特”的学生，名叫赵玉龙，目前是南京新港职业中学的学生。

　　1987年7月28日，赵玉龙降生在南京第二人民医院。在他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获刑蹲进了监狱，不久，其母也弃他而去，不知所踪。

　　其后，赵玉龙跟着年迈的爷爷生活。在他快要上小学的时候，爷爷也撒手人寰。赵玉龙在悲泣中被家住南京迈皋桥的姑姑收留。其时，姑姑由于身体不好，已经病休在家，收入微薄，兼之又刚刚组建了新的家庭，所以虽有心却无力抚养侄子。

　　姑姑的窘境和无奈，促使刚刚有点懂事的赵玉龙在一个冬天的傍晚，悄悄地离开了姑姑的家。夜深之际，邻居发现了蜷缩在墙角的赵玉龙，将他领回了家，并烧了一碗方便面给他吃。

　　赵玉龙回忆说，那是自己第一次离家，当时的绝望和无助，让他至今刻骨铭心。

　　此后，他就开始在姑姑的邻居家“混”饭吃。晚上，他对邻居说：“叔叔阿姨，让我在你们家睡一觉吧！”赵玉龙姑姑的一位邻居告诉记者，他还能记得赵玉龙小时候在他们家求宿的情景，“那孩子很懂事，叫他睡在床上，他坚决不肯，只是要求睡在沙发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爸我妈是什么模样。”赵玉龙说，他后来听人说，曾经见到过已经出狱的父亲，但是，直到现在父亲也没有来找过自己。

　　据现在收养赵玉龙的严春兰女士介绍，今年上半年的一天，她了解到赵玉龙的母亲正在迈皋桥做水果生意。她赶到迈皋桥，没想到真的见到了赵玉龙的亲生母亲。

　　严女士说，赵玉龙的母亲看起来很年轻，眉清目秀，口齿伶俐。“她当时同意见见玉龙，我真的为玉龙高兴啊！”当晚，严女士将赵玉龙母亲的模样说给了他听，“那孩子兴奋得一晚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严女士带着赵玉龙打车赶往了迈皋桥。没有想到，等他们来到赵玉龙母亲的暂住地时，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邻居告诉他们：“住在这儿的人，昨晚就搬走了！”赵玉龙当即就哭出了声。

　　“如果他们死了，我就不再想他们，可是他们还活着，而且就在南京，他们为什么要抛弃我啊？”

　　赵玉龙说，自己不恨爸爸妈妈，只是在感受到很多好心人带给自己的温暖时，他才会体味到被父母抛弃后的彻骨地痛。

　　还有一种“痛”，令赵玉龙无法承受———至今，他还没有户口。记者了解到，当年他的父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领取结婚证，而他的母亲又来自安徽农村，赵玉龙还在婴儿期，父亲坐牢，母亲离家，所以“户口”一事就此耽搁下来了。

　　很多的好心人以及赵玉龙所就读的小学、中学，都曾经试图帮助他解决户口“问题”，但皆因“政策”原因而落空。“就算派出所特事特办，赵玉龙的户口具体落到哪里还是个问题。”南京栖霞公安分局的一位警官说。

　　据了解，曾经有人找到赵玉龙的姑姑商量，能否让其侄子的户口落到她那儿？但是，赵玉龙的姑姑拒绝了。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啊？”赵玉龙用了2个小时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后，对着空旷的操场喊了这么一句，听来叫人心酸。成了一个问题少年或许是亲人的冷漠，以及被抛弃后

　　产生的挫折感，使渐渐长大的赵玉龙的性格中，集聚起越来越多的叛逆因素。

　　赵玉龙小学在南京兴安路小学就读。

　　赵玉龙曾经的一位班主任告诉记者，赵玉龙对同学充满了敌意，常常莫名其妙地和同学打架，而且还时常有损坏公物的行为。

　　这位班主任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说，由于赵玉龙独特的身世和经历，导致他的心中充满极度的自卑，这种“自卑”郁积已久，就逐渐膨胀并衍变成一种畸形的“自尊”。而赵玉龙在班级里诸多的不良表现，就是这种“自尊”的外泄和负面体现。

　　一位熟悉赵玉龙的老师告诉记者，很多年前，有一对好心的军官夫妇收养了赵玉龙，但赵玉龙很快就激怒了他们。他不仅霸道，常常欺负这对夫妇的宝贝女儿，而且还经常说谎，偷家里的钱物。忍无可忍之下，女主人决定把赵玉龙送走，但是男主人不同意。最终，女主人以离婚相挟，无奈之下，男主人只好将赵玉龙送到了学校。

　　赵玉龙自己告诉记者，在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他曾经有过长达8个月的逃学和流浪的经历。在此期间，他和一帮社会上的不良少年混在一起，偷窃摩托车和自行车，低价卖出后，将赃款挥霍一空。

　　“在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快感。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赵玉龙说，在偷窃的时候，他曾经被抓过，但之后又故态复萌。

　　女记者想起他心就痛

　　在赵玉龙读小学的时候，南京某报一位李姓女记者资助了他。每到星期天的时候，该女记者就将他带到办公室，晚上就安排他在办公室里的沙发上睡觉。

　　让这位女记者至今耿耿于怀的是，赵玉龙竟然在办公室里偷她和同事的钱物。赵玉龙向记者承认说，他一共在报社的办公室偷了两次钱，第一次100元，第二次200元。偷钱的原因是，星期一早上醒的太迟，赶到学校上课肯定迟到，所以就不想再去上学，想去网吧上网打游戏，没有钱怎么办？于是就动起了偷钱的念头。

　　“现在想起赵玉龙，我的心还是很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年多，这位善良的女记者仍然心情黯然，“我生气不仅是因为他的偷窃行为，主要是伤心他的逃学，我和一帮好心人资助他，不就是希望他好好读书吗？”

　　在回忆和咀嚼从前那些“往事”的时候，赵玉龙努力表现出成人般的冷静，在平静的叙述过程中，赵玉龙的脸上一直泪水横流———那是其自揭疮疤后的悔恨所咬噬出来的疼痛所致。

　　一封信让爱延续

　　十月上旬的一个下午，轻风和煦，秋阳温柔地洒在南京新港职业中学的操场上。

　　听到记者招呼，正在打篮球的赵玉龙赶紧跑了过来。

　　“叔叔好！”面对记者，赵玉龙显得有点拘谨。这个15岁的少年，长得高高瘦瘦，脸上布满了青春痘。

　　新港中学党支部副书记金正芳向记者介绍，今年7月底的一天，一位女士带着赵玉龙来到学校，要见校领导“商量孩子上学的事情”。由于当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学校方面婉拒了她的要求。

　　这位女士将一封信递到了校领导的手中，信是十二中副校长邓可清亲笔所书。在信中，邓可清介绍了赵玉龙从小无父无母、无家可归的情况，希望新港中学能接纳这个苦命的孩子。

　　邓可清的信引起了新港中学校领导的重视。校领导班子经过研究，决定接收赵玉龙，并将他安排在汽车修理专业就读，“主要是为了他将来好就业。”

　　“那位女士叫严春兰，是资助赵玉龙的好心人。”金正芳说。知道赵玉龙有学上了，严春兰很激动，准备缴纳第一学期3800元的学费，“了解到严女士的义举后，我们很感动，决定免除赵玉龙的学费、伙食费、住宿费。”新港中学校长凌福贵告诉记者。

　　赵玉龙的班主任向记者介绍，赵玉龙由于基础比较差，目前除了专业课，其他的科目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这孩子特爱劳动，也肯帮助其他的同学！”

　　在操场边接受记者采访时，赵玉龙的言谈举止彬彬有礼，来来往往的同学从赵玉龙和记者的身边走过，他们和赵玉龙友好地打着招呼。在他的身上，已经没有丝毫叛逆的影子。

　　学校专门为他请心理专家

　　“即使是一块冥顽不化的石头，也会被焐暖的！”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副校长邓可清说。

　　在赵玉龙成长最为关键的初中三年中，十二中承担起了“教育”和“抚育”的双重责任。除了星期天，赵玉龙吃、住都在学校。邓可清介绍说，学校专门辟了一间屋子供赵玉龙住宿；到了休息天，任课的老师轮流将他带回家。每逢寒暑假，学校在外租房子让赵玉龙有个安身之处，并安排专人对他进行监护。邓可清认为，对赵玉龙的“帮扶”必须要有延续性，绝对不能出现“断层”，否则前功尽弃。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赵玉龙从十二中初中毕业后，邓可清才给新港职业中学写了亲笔推荐信。

　　新港职业中学校长凌福贵和该校党支部副书记金正芳说，他们学校是社会各界对赵玉龙爱心接力的最后一棒，他们应该将赵玉龙塑造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样才能不辜负社会各界凝聚在赵玉龙身上的爱心。

　　据了解，新港中学准备考虑请专家专门为赵玉龙建立一个心理疏导机制。校长像爸爸，班主任如同妈妈，这是学校给赵玉龙最直接、最具体的感受。

　　是爱让他感到震撼

　　而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爱护，则使赵玉龙的心灵受到洗礼，让他有了痛改前非的动力。

　　赵玉龙说，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好心人帮助过自己了，“可以讲，我是吃百家饭、睡百家床长大的！”赵玉龙初三时的同班同学马济（化名）告诉记者，他父母都是下岗工人，但是他们知道赵玉龙的遭遇后，仍然时常将赵玉龙叫到家里。“很多的时候，我都发现马济家的晚饭很丰盛，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妈妈特地为我准备的！”赵玉龙说。

　　记者从赵玉龙的口中了解到，在接济和帮助过他的人群中，有很多或是下岗或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而来自“贫困”群体的关爱，更让赵玉龙感到深深的震撼。

　　严春兰是对赵玉龙影响最为深刻的人，她今年49岁，住在南京雨花台区凤台南路。日前的一个星期天，记者一行来到了她的住处。

　　跨进严女士家大门的时候，她正和赵玉龙相对而坐，一边择菜一边说话，俨然一对母子。

　　严春兰目前已和丈夫分居，没有其他的收入，只靠出租一间房屋的微薄租金来维持生活。她的大女儿远嫁香港，小女儿现在共青团路中学读高中。

　　今年5月，严春兰的小女儿从同学的口中得知赵玉龙的遭遇后，回到家跟妈妈商量“能否将赵玉龙接到咱们家？”当时，严春兰没有同意。今年暑假期间，赵玉龙离开了原来的学校，住宿又成了大问题，女儿又回来缠住了妈妈，说：“妈妈，把他接到我们家吧，”

　　严春兰说，她第一眼见到赵玉龙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他，并将女儿的房间让了出来，赵玉龙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

　　远在香港的大女儿知道母亲的做法后，极力反对：“妈，你吃的苦还不够多吗？”严春兰知道大女儿的意思，自己的前老公十几年前在外拈花惹草，带回了一个孩子，她忍住屈辱，将这个孩子一直带到10岁，却又被丈夫带走。这个孩子已经耗尽了她的心血和精力，如今再养一个孩子，精神何堪、负担何其重？

　　严春兰给大女儿打电话：“女儿啊，妈就是一副菩萨心肠！再说，我们家添了一个这么大的儿子，还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啊！”

　　把赵玉龙送到新港职业高中上学，严春兰算算，每年的学费、住宿费以及其他的费用，就要超过万元，她和小女儿商量：“我们省一点，赵玉龙读书就不愁了！”她还告诫女儿，绝对不能把赵玉龙看作外人，“她是妈的儿子，我们一家亲，你不能和他计较！”

　　赵玉龙流着泪说，在严春兰这里，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严阿姨就是我的妈妈！”

　　在严春兰家灰暗的小客厅里，严春兰搂着赵玉龙的肩膀，“只要他好好做人，我还要帮他成家，我要抱个小孙子。”幸福的表情，洋溢在她的脸上。

　　严春兰身上散发出来的“母性”的温柔力量，让记者感动，让记者第一次面对采访对象流下眼泪。

　　“严春兰家对赵玉龙而言，可能就是他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仍然关注赵玉龙的邓可清告诉记者，现在赵玉龙身上那种狂傲不羁不见了，代之的是谦恭和温顺，而且特别爱清洁，精神状态看起来很阳光。

　　在新港职业高中采访的时候，记者来到了赵玉龙的宿舍。房间里有8张床铺，靠门口的赵玉龙的床铺，最为整齐干净。赵玉龙和同宿舍的人，相处甚欢，“赵玉龙是我们的头！”一位正在宿舍洗澡的同学告诉记者。

　　“赵玉龙”现象的思考

　　在去年召开的那个教育论坛会议上，邓可清将赵玉龙的情况向与会者做了介绍，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邓可清向记者介绍说，在后来的探讨中，大家一致认为：“问题学生的转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问题学生是可以转化好的。”

　　但问题的关键是，全社会如何共同努力？仅仅是靠社会自发的“爱心”来推动问题学生的蜕变吗？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增基认为，目前我们还缺乏一个甚为有效的帮扶问题学生的措施和机制。“很多的东西还停留在理论和口号的层面上！”赵玉龙现象说明，只要整合好各种因素，就能探寻到一个合理的、科学的“改造”问题学生的方法。

　　“亲情”和“爱心”的确能改变一个学生，但是“亲情”和“爱心”不能零打碎敲，应该体现出一个“整体”和“组织”性，否则一旦其出现暂时的断档，问题学生心理上的延续依赖就会遭到打击，这对心智还未成熟的问题学生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前面所有的努力等于尽弃，所谓的爱心和亲情也将贬值和廉价！”吴增基说。

　　“‘赵玉龙现象’具有标本意义，它有力地说明问题少年是可以被教育好的，它为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提供了一个信心支撑。”南京大学心理学家桑志芹教授说。但是，赵玉龙的“幸运”也从反面说明，我们的社会在帮助问题学生上存在盲动。因为，如今像赵玉龙这样的问题学生很多，但大家都把援手伸向赵玉龙的时候，关注的目光实际上已经冷落了另外和他有同样“命运”的学生，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

　　南京市教育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赵玉龙现象的确值得研究和思考。这位官员说，他们将就此做一个调研，并做出专题的研究报告。

　　在结束这篇文章前，记者从南京栖霞公安分局得到消息：只要能提供赵玉龙在南京市第二人民医院出生的证明，他们就将安排赵玉龙户口的“落户”问题。

　　记者随即将此消息电话告知了严春兰。

　　电话那头，严春兰哭了起来。

　　《江南时报》 (2004年10月22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