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探新路（经济视点）

　　本报记者　曲哲涵

　　发展农业保险≠财政包办

　　记者：一提到发展农业保险，人们谈到最多的就是需要国家的政策扶持，包括各级财政支持，如何理解这种说法？

　　郭左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这里所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指的是建立一种积极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制度，使之成为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一部分。

　　必须明确，并非所有的涉农保险业务都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业务分为政策性和非政策性两部分。比如那些面向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的保险，投保农民的收入基础较好，有能力投保，商业保险公司可开发相应的保险产品，自主经营，不需要财政支持。这部分业务就不被列为政策性农险业务。但比如小麦、水稻、养牛、养猪等种养殖业，是国家进行产业政策调节、经常获得财政补贴的“大项目”，我们将与之相关的保险界定为政策性农业保险，规定保险公司在经营这部分业务、厘定费率时，只考虑收回成本，不能以营利为目的。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市场需求很大，农民等得也很急；但国家的财力有限，指望财政把农险的保费都包下来，不现实；加之，我们的农险业务过去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缺乏数据积累，即便需要国家的财力支持，到底该补贴多少？以何种渠道下发补贴？都没有实践经验。因此，如果“县里等市里、市里等省里、省里盼中央”———把发展农业保险理解为财政包办，那农险就很难起步。

　　立足国情，确定5种农险经营组织形式

　　记者：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指望财政包办；另一方面，以往经验证明，完全靠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险的路子，已越走越窄。那么，现阶段我国发展农业保险应该采取哪些经营组织形式？

　　郭左践：我国国土广阔，各地农业特色、农业风险、农民收入和地方财力都不尽相同，因此，设立农业保险的经营组织形式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保监会研究了国外相对成功的农险模式，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调动中央、地方政府、企业、农民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整合利用各种资源，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种主体经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体系。

　　经过前期的工作，目前保监会基本上确定了现阶段我国发展农业保险的5种经营组织形式：设立专业性农险公司；引入外资农业保险公司；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代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借鉴国外成熟做法，引入相互制的保险公司经营形式；在适当的时候和地区，设立由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今年9月份，商业化经营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已开业。保监会规定，安信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占公司全部保费收入的比例不得低于60％，“农”性非常强。此外，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已经在筹建中。保监会还打算以黑龙江农垦10余年的“农业互助险组织”为基础，建立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公司法国安盟在中国四川筹建期满，也将于本月内开业。

　　试点工作显现“多赢”趋势，推动农业保险因地制宜

　　记者：各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如何？推广试点经验，以点带面，保监会在这方面有没有时间表？

　　郭左践：近几年来，各商业保险公司都在零敲碎打地做非政策性农险业务，虽然总体上保费收入并不可观，但有些做法很有新意，比如经营农民失地保险、特殊经济作物保险、养鸡险等等，值得肯定。

　　保监会一年来启动的农险试点，主要侧重于政策性农险业务。5个试点地区的政府都对农民的保费进行财政补贴。

　　如在四川省眉山市，由人保财险开办的奶牛险业务，地、县两级财政补贴农民50％的保费，除了故意致牛死亡、疫情捕杀等情况，其他原因导致牛死亡的情形，保险公司都会赔款给养牛农户，这项业务开办以来，很受农民欢迎。

　　再如江苏淮安的水稻保险，是由当地政府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共同承办的。地、县两级财政共同负担50％的保费。保险公司与当地政府签协议，保费收上来后专户存储，如果在当年有盈余，便积累到下一年。由于当地的农业灾害比较多，政府认为，可以把保费补贴看作灾后救助资金的“前置”———“没灾的时候滚雪球，一遇大灾便是雪中送炭。”淮安发展水稻险的经验已经得到江苏省的重视和肯定，下一步将在全省铺开。

　　此外，在保监会、地方政府及保险公司的配合下，湖南岳阳的养猪保险、新疆的棉花保险、内蒙古的奶牛保险都在顺利推进。

　　实践表明，开展农业保险使试点当地实现了多赢：政府减轻了救灾抗灾、灾后重建的负担，从而腾出更多的精力倾注到当地经济建设和人文发展的中心工作上去。农民增收有了保障，扩大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提高了。保险公司获得了丰富的数据，为进一步走入农村积累了经验。在一些地方，一些以猪肉、奶牛为依托的龙头企业受益于农民养殖能力的提高，企业生产和加工规模也有望不断扩大，他们也十分欢迎农业保险。

　　保监会在短时间内并不追求将农险的盘子做大，不追求保费收入，不针对某项工作制定“时间表”。我们将因地制宜稳步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通过目前及今后更多的试点，逐步获取数据资料，为下一步争取国家的财政补贴，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确定补贴标准、补贴渠道、补贴方式等，提供参考。

　　《人民日报》 (2004年10月22日 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