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万州一水果批发市场临时工胡权宗冒充公务员，殴打“棒棒”（搬运工），引起群众公愤，导致数百名不明真相的人前来围观，并出现极少数人打砸抢等现象（《新京报》10月20日）。
为什么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却引出群众的过激行为？我认为，“假冒公务员”是导火索，被这个导火索引爆的，则是群众对某些公务员的不满情绪。
试想，胡权宗一旦被人们认定为“公务员”，其殴打“棒棒”的行为就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此时，“假公务员”飞扬跋扈的丑态，破坏的是整个公务员队伍的形象。
在胡宗权宣布自己是公务员的那一刻起，原本陌生的看客们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暂时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在他们眼里，胡代表的是一个群体—“官”，而自己和“棒棒”和其他所有的看客则属于另外一个群体——“民”，这种群体身份的认同是引发共同行为的前提。
光有身份的认同，而没有强烈的共同情绪，集体性过激行为也不会发生。试想，胡打人时为什么不借用别的名义，劳改犯、黑社会够厉害的了吧，但他却放着不用，反要冒充“人民的公仆”——公务员，没有对某些公务员享有特权看法的群众基础，怎么会有人主动打着“公务员”的大旗大行非常之事。
个别公务员的霸气也许并不如胡某嚣张，但民众的不满却是真实的，一句“我是公务员，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勾起了人们的共同回忆，不管这种回忆是亲身经历的还是道听途说的，“假公务员”的极端行为一下子将人们长期以来无以发泄的不满和愤懑点燃了。可见，“群众公愤”等过激的群体行为，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地群众对个别公务人员的不满和愤懑。
群众是善良的，但群众并不总是理智的。个体的不理智是可以理解的，但群体性的失控必然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严惩当事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一种应急的救济措施，如何通过有效途径改善公务员的社会形象，提高公务员在群众中的威信，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北京邢传）
作者:北京邢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