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凡
新闻主体：《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即将进行修订并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草案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调整，受罚行为和处罚形式大大增加，并提高了罚款处罚幅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建顺表示，罚款幅度的提高，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举了过马路闯红灯的例子来论证。按照规定，过马路闯红灯仅仅罚款5元。在1986年制定法律时，这一罚款数额能起到一定的惩戒性。十几年过去了，罚款仍是5元，这对违法者来说不过是“隔靴搔痒”。
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与公民最为密切相关的法律之一。专家对于该条例的调整总结为一句话：罚得高了，罚得严了。然而，如此一来，惩戒的效果是否就能提高很多呢？笔者认为未必。原因在于：在法治社会中，“罚”虽必须，但终究不能“独当一面”。“罚治天下”是行不通的，而必须与说服教育、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全和秩序化。
罚款不应该是目的，而只能是治理的手段。所以说，罚款额该不该提高，关键不应该看经济是否发展，而应该看目前的罚款额能否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以处罚行人闯红灯为例，我们知道，虽然行人闯红灯要罚款的规定十几年前就有，但这条规定的真正贯彻执行，还是新交法实施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个月才有的事。可以说，对于许多行人来说，闯红灯要罚款，都是最近才“第一次”听说的。事实证明，对行人违章实施罚款以后，行人闯红灯等违章情况在不少地方都有明显减少的趋势，罚款已经收到了惩戒的效果。既然如此，那么提高罚款额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再者，以“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提高罚款额的理由，也是十分可怕的。因为这样的罚款容易脱离罚款的本意，而异化为一种“罚款目的主义”。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所谓的“执法经济”、“罚款经济”———罚款成了“创收”的手段，而不是“治理”的手段；罚款成了硬性的任务，想不滥罚都难。在“执法经济”下，罚款额提得越高，离罚款的本意也就越远，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这正是罚款额盲目提高的危害所在。
除此之外，我们还不应忽视一种现象，那就是无意识的违法行为。还是以行人闯红灯为例，许多行人之所以闯红灯，并不是因为罚款额低所以“有恃无恐”，而是因为长期以来缺乏教育和了解所养成的“无意识”。改变这种“无意识”现状，也不能仅靠提高罚款额，还得靠职能部门坚持不懈、耐心细致的“意识”灌输以及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这些远比简单地提高罚款额更有意义。
《京华时报》(2004年10月22日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