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联书店文化理想主义的困境

　　冯玥

　　这是一份本应该在7月中旬就问世的纪念专刊，却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直到8月末才付印。7月24日，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创始人、我国著名新闻记者、出版家邹韬奋先生去世60周年纪念日。为此，三联老同志联谊会《联谊简讯》特编印专刊以志纪念。

　　85岁的曹健飞是北京三联书店老同志联谊会会长，也是《联谊简讯》的主要组稿人。像这样自发组成的联谊会在全国各地共有15个，联系着1200多位解放前曾经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工作的老人，成员基本都在70岁以上。

　　曹健飞19岁进入新知书店，离休前任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总经理。他说，从1988年离休后组织联谊会活动至今的16年，是他一生中最心情舒畅的16年，直到这件事的发生。

　　7月末，近10万字的纪念专刊经过3校，只等付印了。就在这时，曹健飞告诉记者，那位出卖书号、制造垃圾式的教参教辅书、盗用《读书》杂志刊号的领导人(见本版2004年6月2日报道《保卫三联书店》。9月14日，该领导被中国出版集团免职)来到他家，要求曹老把纪念专刊中的一段文字删除。被曹老拒绝。

　　惹得这位领导大不愉快的文字摘引自上海师范大学许纪霖的文章《三联的文化品牌》———“三联在中国不仅意味着一家出版社，而且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公共的知识精神。三联不属于个人，也不属于某个主管部门，三联属于全体中国的知识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三联的品牌，就是捍卫知识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这篇文章早已公开发表，在网上很容易查到。

　　《联谊简讯》是一份三联老同志联谊会的内部刊物，组稿、编辑、校对都是由几位年过八十的老先生亲自完成，由三联书店代印。因为这件事的发生，曹健飞决定要回录入的稿件和已经经过三遍校对的清样，自己出钱印刷。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位领导居然扣住软盘和清样不还给他。

　　“实在恶劣透了！”这位20岁入党、干了一辈子出版的老人又是气愤又是痛心：“那时候，国民党就是这么对待我们的！”

　　他说的“我们”，是那个在国难当头、白色恐怖时，在一切打击和压迫面前坚守文化理想和职业信念，为民众利益、民主权利不屈不挠斗争的三联书店。

　　从20世纪20年代到今天，从站在抗日救亡最前线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到对一代人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读书无禁区》，从《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到“读书文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几代读书人的集体记忆中，怎么能避开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以及这一切的奠基人邹韬奋？

　　1937年，16岁的许觉民考入上海生活书店。

　　回忆起当时的日子，他说：“我的共事者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立即感受到从被人歧视的学徒生涯突然进入到一个光亮的世界里的狂喜。”

　　从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学徒，到后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今年83岁的许老说，生活书店造就了他。

　　1926年，韬奋先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接办《生活》周刊，空手起家。没有稿费，销路又很小，只有一个“光杆编辑”，往往全期文章都由他一人包办。

　　然而，三年间，《生活》周刊销数由2000份突增到4万份以上。到1932年，发行量已达15.5万份，创下了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后来他主办的《大众生活》，销量高达20万份，再次开创了中国杂志发行的新纪录。1932年7月1日，生活书店创办。至1938年，全国分店已达50多处。

　　国家危难之际，韬奋领导下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更成为抗日救亡的号角、进步文化的旗帜。在那个困厄丛生、动荡混乱的年代，查封、被禁、入狱、流亡、围堵，从《生活》周刊到《新生》、《永生》、《生活星期刊》、《生活日报》、《大众生活》，一个刊物被禁了，就换个名字重新出版，愈挫愈勇，生生不息。

　　许觉民第一次见到韬奋先生，是在1937年7月。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等因“爱国有罪”而入狱的“七君子”获释后，韬奋到书店来看望大家。

　　“他要每个人都说几句话，然后他再说。”许老说，都是很普通的问候的话，“但他说得很风趣，有一种使人喜欢和敬爱他的魅力。”不久，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出版，许觉民和生活书店的店员们就沿街到处设摊叫卖。

　　有一次，负责发行和邮购的许觉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问“抗战胜利后，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的中国？”

　　年轻的许觉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拿着这封信去向韬奋先生请教。

　　“我记得，他当时说，将来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人人有书读，人人有饭吃，人人都有民主权利的社会。他还说，这些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

　　韬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他一生都在追求“办一份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办一个自由的、不受检查的报纸”。

　　从《生活》周刊开始，邹韬奋就明确提出“生活，谁的生活？大众的生活”。他提出的办刊原则是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对编辑工作，他要求“不受任何私人或团体的指使威吓利诱或迁就任何私人的情面而做违心的言论”。

　　1931年，《生活》报道交通部长兼上海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有重大贪污行为，邹韬奋断然拒绝了王的10万元巨款收买，并在《信箱》发表言论说：“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毂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1932年7月，国民党下令邮局对《生活》“禁邮”。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两次致电蒋介石解释，均遭拒绝。蒋介石把《生活》合订本上批评政府的地方都用红笔划了出来，说：“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对此，邹韬奋则表示：“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10月22日，他在《生活》周刊上说：“所要保全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本刊的生命所靠托的唯一的要素。倘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无法维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听其关门大吉，无丝毫保全的价值，在记者亦不再作丝毫的留恋。”

　　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周刊。当时，邹韬奋已被迫流亡海外。12月16日，最后一期《生活》发表了邹韬奋早在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

　　“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报格。倘须屈服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的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记者原不愿和我所敬爱的读者遽尔诀别，故如能在不丧及人格及报格的范围内保全本刊的生命，固所大愿，但经三个月的挣扎，知道事实上如不愿抛弃人格报格便毫无保全本刊的可能，如此保全本刊实等于自杀政策，决非记者所愿为，也不是热心赞助本刊的读者诸君所希望于记者的行为，故毅然决然听任本刊之横遭封闭，义无返顾，不欲苟全。”

　　在许觉民看来，韬奋代表的是一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越压迫，他越不屈服，因为屈服不仅意味着放弃真理，也玷污了自己的生命和尊严。

　　“中国文人一直是有这种传统的，尽管这样的人一直不多。”许觉民说。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一个出版家，邹韬奋所追求的，无非就是人思想的自由、说话的自由。

　　他阐释舆论的力量“不是有钱办报，有笔写文，就可以夺取到手的；也不是强迫任何人拿起笔来写出你所要说的文章，印在纸上，送到读者的手里，就可以发生什么舆论效力的……真正的舆论有如真理，无论如何是压不下去的！”

　　在病魔缠身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忍着剧痛，右眼蒙着纱布写下《患难余生记》，以文字讨伐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重申“绝对主张彻底抗战”，反对法西斯，反对一党专政，“反对挂羊头卖狗肉的有名无实或徒有形式而缺乏精神的‘民主’政治。”

　　邹韬奋的精神吸引了一大批追求进步民主的年轻人。

　　今年85岁的仲秋元，还清楚地记得19岁时自己是怎样进入生活书店的。

　　那时他刚从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偶然看到报纸上生活书店的招聘广告。“一直很佩服和敬仰韬奋先生，看过他写的很多文章，觉得他说的都是老百姓的心声。”

　　那时候都是老板和学徒的关系，招聘考试本来就是新鲜事，而生活书店的考试更是与众不同。

　　报名时要交一份自传，谈自己的情况，还有你的理想、抱负。笔试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专业考试，看你报考的是营业员、会计、校对等各有不同。还有一部分有关时事，几十道题目，看应考者对国内国际局势的了解。

　　仲老说：“我记得，有对西班牙内战的看法？认为抗战要如何取得胜利？”再下来，还有面试。几百人报名，最后被选上的，也就是四五人。

　　仲秋元1938年进入生活书店，194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重庆重组后任首任经理，离休前任文化部副部长。说起当年生活书店的“民主管理”，他至今感慨良多。

　　生活书店采用的是合作社组织，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书店的主人。职员正式任职半年后就有选举权。书店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理事会，由全体职工大会选出，处理书店的重大问题。人事委员会，也由全体职工大会选出，处理职工的进出、工资、福利，制定奖惩条例等。监察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查阅账目。店里实行7小时工作制，外加1小时读书时间，同人组织“读书会”，自己选书，自由讨论。每月请学者名人来给大家作报告，讲文学、哲学，也讲时事时局。

　　“内部刊物《店务通讯》每周一期，每期上都有韬奋先生自己写的文章，和大家谈职业修养，谈事业管理，现在哪个出版社的负责人还会这么做？”仲老说。

　　《店务通讯》公开征求同人对店务管理和工作的意见，韬奋专门撰文强调“重视同人的意见，才能鼓励同人发表意见。”他在文章中说，对每一个意见都不应忽视，可行的须实行，不可行亦须加以解释，“使同人在提出意见的时候，很明确的知道他的意见如果是对的，一定有效；如果是不对的，也知道其所以然。”按照韬奋的建议，提出意见的原文与相关负责人的答复同在《店务通讯》上发表。仲秋元记得自己不止一封信和韬奋先生的答复一起刊登在《店务通讯》上。

　　在《联谊简讯》那些不得不重新录入、校对的文稿中，有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范用先生所写的一篇短文《要是韬奋今天还活着》。

　　范用在文中说，这个题目缘起于一个故事。

　　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教界人士，罗稷南以“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请教，得到的回答是：“要么被关在监牢里，要么一句话不说。”

　　于是，范用想，要是韬奋今天还活着，会怎么样？他的结论是，那时候，“国民党查禁韬奋先生办的刊物，查封生活书店，先生不屈不挠，毫不妥协，痛斥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毕生做人民大众的喉舌，替老百姓说话，反对专制独裁，坚持抗日救亡。”所以，要是韬奋今天还活着，“他一定还会写文章，编刊物。他不会不说话。”

　　韬奋没有活到今天，我们无法假设。不过，从一份新近发现的邹韬奋于1944年6月2日口述的“遗言记要”中，我们可以大概明了他未完成的心愿：“倘能重获健康，决先完成《患难余生记》，再写《苏北观感录》、《各国民主政治史》，并去陕甘宁边区及冀察晋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视察民主政治情况，从事著述，决不做官。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店，继办图书馆与日报，愿始终为进步文化事业努力，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二三十年！”“对政治主张，始终不变，完全以一纯粹爱国者之立场，拥护政府，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能真正实行民主政治。”

　　60年前，郭沫若在邹韬奋的追悼会上演讲：“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还活着，你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青年的心里，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心里。你是活着的，永远活着的，从中国历史上，从我们人民的心目中，谁能够把邹韬奋的存在灭掉呢？”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