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从执政能力突破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有关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用语、新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执政思想、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18年前，小平同志如是说。18年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庄严承诺：“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解决的就是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机制问题，这已经触及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

　　执政能力触及政改核心

　　李君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即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同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他分析说，党的整体执政能力的提高，要取决于党的体制和机制，尤其是决策机制、执法体制、监督机制以及干部任免机制等。这些体制和机制实际上正是我国政治体制中最核心的问题。

　　而另一部分专家则提出，应把加强执政党建设看作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也就是说，就中国现实而言，政治的运作无不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任何政治改革，亦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开始。《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认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集中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上，而突破口应当选在执政党自身的改革上。

　　法国一家报纸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断自我完善的追求中，在循序渐进的摸索中，在与时俱进的实践观指导下，“中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将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向新的阶段。在采访中，不少专家表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直接触及政治权力构成的敏感问题，表明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积极稳妥地进入了全面配套、整体推进的阶段。

　　彰显新一代执政的务实风范

　　通读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有关决定，只有两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有关专家指出，尽管《决定》在“政治体制改革”用词上并不很突出，但措施却是扎扎实实、现实可行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甄小英认为，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注重实际，稳扎稳打，这实际上反映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一贯强调的求真务实作风。她说，着眼于解决基层反映比较强烈的实际问题，是《决定》的一个显著特点。像解决党政班子分工重叠问题，以前实际工作中问题就比较突出，这次中央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交叉任职”、“减少职数”、“撤并部门”等对策，相信可以很好地推动党政团结，提高领导班子的决策效率。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认为，《决定》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也充分反映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执政方略和执政理念。如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牢记“两个务必”，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倡导“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全面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等。这些新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必将对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指导和推动作用。

　　在起草《决定》前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带头实践，也让世人深切体会到了中央推进全面改革、完善政治体制的决心。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原主编沈宝祥指出，《决定》提出：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方面就起了表率作用。这次在《决定》的起草过程中，中央把文件征求意见的范围第一次扩大到十六大代表，在党内产生强烈反响，这是“积极探索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有益尝试”，也是“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

　　新老交替顺利完成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赞誉。15年前，邓小平也是以请辞信的方式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并光荣退休。舆论普遍认为，江泽民为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指出，政治体制改革通常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实现政权代际间规范交替，最高权力平稳转移。二是要增强组织和动员政治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要不断地汲取和反映民意，实现社会的利益整合。三是要提高政治肌体的活力。

　　在最高权力交接方面，十六届四中全会意义重大。特别是在权力交接的制度化方面，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路透社的报道说，江泽民辞去中国最高军事职务，将其交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完成了一次领导权向年轻一代的“历史性过渡”。路透社还认为，江泽民离任不大可能导致中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重大改变。而一位党校系统的学者则评价说，江泽民的请辞开创了一个以任期制为背景的新老交替的范例，它对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必将深远。

　　七个方面将成政改重点

　　结合《决议》内容，专家们认为，下一步政改的重点将会集中在七个方面。

　　一、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将从理论和实践上逐步理顺。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诸多弊端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由此，甄小英认为，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原则，采取“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办法，将很好地解决党和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即党不是直接指挥、干预或代替人大、政府和政协等组织的工作，而是通过这些组织中的党组和党员干部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二、党内民主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带动人民民主。一系列保障党员权利的制度将会逐步落实，如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决定》还首次提出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内“透明度”。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将进一步健全。党代会的作用将会得到更大发挥，包括实行党代表提案制度，建立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扩大在市、县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等。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也将逐步扩大。

　　三、“三种执政”将推动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水平。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指出：“一个党的执政能力，归根结底是它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问题。所谓认同，也就是公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拥护。”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总目标，也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更好执政的根本要求和基本方略。向这“三种执政”目标的逐步迈进，就意味着党将继续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意味着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政治肌体活力不断增强，社会政治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将成为政治改革和建设的重点。不少专家指出，《决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和完善已有成熟的做法，并将之上升到制度、规范、程序的层面。毛寿龙教授特别告诫，我们必须改变过去制度屈从于权力的做法，增加制度的刚性，也就是《决定》所提出的，要“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中央提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也是要树立法律和制度的权威。

　　五、提高效率将成为政改的一个重要目标。专家指出，《决定》高举求真务实的旗帜，明确提出要提高“执政效率”。《决定》中部署的一些改革举措，相当一部分是围绕提高效率展开的。如《决定》提出，要围绕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资源，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决定》提出，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以切实解决分工重叠问题，提高效率。

　　六、干部制度改革仍将成为改革的重要抓手。治党治国，关键在人，特别在于党的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从《决定》的内容看，今后，在干部选拔过程中，民主化、透明度、竞争性将会大大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全委会投票表决、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这些做法在更大范围内的推行，将使党员和群众的意愿和主张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完善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将使为官风险进一步加大，为官者必须体现民意、尊重科学、依法办事。

　　七、反腐败的力度将会继续加大。反腐败关系党心民心，决定政党、政权的兴衰存亡。专家分析认为，四中全会强化执政能力存在两大目标，一个是要民主执政，一个是基于法治的清廉执政。具体做法是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政治改革和彻底防止腐败。根据《决定》，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将成为改革的重点。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