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时评：如何让执行不走偏、贯彻不走样

　　马龙生

　　党的十六大首次把完善领导体制、增强执政能力写进党章总纲即党的基本纲领之中。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当前，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学习和贯彻好四中全会《决定》，将其中的改革、创新、求实精神，变为实实在在的具体成就。

　　但是纵观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的许多问题，不是出在政策上、理论上，而是出在执行力上——执行走偏，执行力从上至下的逐层递减。生活中常见这样的现象：中央的某项政策，到了基层，要么完全走样，要么“没那么回事”。因此，《决定》的贯彻是否到位，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提高执行力的问题。执行力的提高，是当前各级党政机关所面临的最直接、最严峻的、“硬碰硬”的挑战。

　　挑战之一，一些公务员的“隐形不作为”，是影响执行力的最大元凶。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缺乏起码的执行力和社会公信力，致使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久拖不决。这无疑说明在一些政府中存在一股力量，敢于挑战党的执行力，以种种社会势力相互依托，与党的改革发展政策博弈。官场中这种人还少吗？他们身居政府要职，见责任就推，见困难就绕，见利益就争，见名利就上……指望他们，执行力何言提高？

　　挑战之二，权力部门化是执行力的最大障碍。权力部门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自我设权，大力发展“审批经济”、“罚款经济”，“收费经济”。不管上级下来什么政策，其执行心态一律是“各取所需”——对己有利的条款，执行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己不利的条款，或避而不提，或蓄意误读，使上级的政策、法规在此形成“肠梗阻”。

　　挑战之三，官员不能对政策法规进行“原则性与创造性相统一”的科学解读，是执行力的最大干扰。统一执行与因地制宜如何协调，是执行过程中最难以回避也最容易被“混水摸鱼”的问题。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这话从逻辑上说有一点错，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做到了“形散”与“神似”的统一。

　　挑战之四，难以建立一个规范的执行程序和渗入人们潜意识的“执行力文化”，是当下执行力最紧缺的资源。所谓“执行力文化”，是指围绕着执行力而形成的独特思想价值观，独特的执行方法与执行程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约定俗成。执行力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以上挑战的交互作用下，正面的、健康的执行力文化，同样难以轻易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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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诸多挑战，党和政府何以应对？从原则上说，笔者以为最根本的，还在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和加快人民民主进程”，以及国务院今年四月颁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十年建成法制政府的目标。有了这个前提，建立一个惩治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机制，形成对政策法规本能的敬畏才成为可能，才能真正提高政府的执行力。

　　具体来看，首先，制定政策要以换位思考的心态，以执行力大小作为出发点，实事求是，这是确保执行力的基础。其次，围绕着提高执行力，党政机关要转变一些旧有的观念和做法。比如，我们多年习惯的“逐级反映情况”，就有必要向基层——高层的“环形反馈”转变，从执行的末端发现问题，再根据问题的典型程度，实行分层调整与纠正。如果还按“逐级反映”的路子走，很多问题将被掩盖，执行力势必被大打折扣。第三，要把执行力作为一项科学来研究和实践，借鉴和吸收企业管理中有关执行力的经验和做法；把提升执行力，当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切实从科学的意义上抓出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