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环保总局如何落实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提高执政能力？笔者就此专访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
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是战略性的一步。潘岳认为，当前需要一整套新的国家绩效考核体系。新的绩效考核体系，将以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来调整单纯关注经济增长与过度消费的观念，为全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公众的公共利益提供重要支撑。今后官员的政绩应该是：创造每单位GDP所耗资源与所释放的污染物越低越好；本地区每个劳动者的全负荷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国土面积所承载的经济总量越高越好。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为了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的利益补偿。潘岳指出，应加快实施生态补偿机制。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把区域生态补偿作为重点，还可考虑对生态脆弱地区实行特殊税收政策。政府还应运用市场手段让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生态补偿。富裕人群消费的环境多，应当作出更多的补偿。如城市生活污水收费，用水多的应该加倍付费，特困户在生存用水范围内应该给予补贴；占有空间大的高档住宅、排气量大的汽车也应该向环境付费。对高价值商品还应开征高消费税，并在其中包含一定比例的环境补偿费。必须让污染大户向污染受害者进行生态补偿。
解决末端产业对于源头产业的利益补偿、解决二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的利益补偿、解决成品产业对于资源产业的利益补偿，应建立国家产业补偿制度。补偿手段应依照资源价格和机会价格，对整个产业体系实施合理的利益分配。东、中、西部地区在资源分布、自然气候、潜在环境容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为公平发展，可在排污收费标准的制订、排污总量的分配、环境税起征点的设计上推行不同标准的环境政策。除此之外，还应呼吁建立国际环境补偿体系。发达国家对自然的索取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他们理应为拯救这个伤痕累累的星球承担更大的责任。
潘岳认为，应保障公众参与以推进社会公平，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切入点。要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化，让公众知道自己呼吸的空气怎样，喝的水怎样；要推行环境决策民主化，在影响公共利益的大型工程开工前举行听证会，让公众充分发表意见；要实行环境公益诉讼，使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经济利润的受益者与环境经济的承担者不是一个主体，一方是企业，一方是普通公众。由于收益者与承担者背后的社会力量悬殊很大，导致执法不严、弹性执法、差别执法。必须改革环境执法体制。必须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此外，潘岳指出，应实行发展循环经济、开发新能源、生态移民等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发展循环经济不仅能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还能为生态脆弱地区解决就业问题。开发新能源将从根本上解决一些企业的利润以人民的健康为代价的问题。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与最贫困区往往重合为同一区域，国家生态补偿资金要重点用在逐步对此类区域中的居民进行生态移民。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10月23日 第四版)
